1944年，也就是昭和十九年，哈尔滨的天气冷得要命，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吹着冰粒子，把四方楼那灰白色水泥外墙给划得一道道的。筱冢良雄端着消了毒的托盘，在走廊里走的时候，能清楚地听到自己靴子底跟冰面蹭来蹭去的咯吱响。
消毒水的味儿像条冷飕飕的蛇，从鼻子里直窜到脑袋里。筱冢进731部队少年班已经三个月了，可他还是闻不惯这味儿。他透过解剖室的磨砂玻璃，瞧见大木课长在摆弄无影灯，金属工具叮叮当当响，再加上俄式暖气片的轰隆声，一块儿在走廊里回响，听着怪吓人的。
“赶紧行动起来！”大木猛地推开门，白大褂底下沾了一块儿深褐色的脏东西，“今天得搞定那个特别的样本。”
解剖台上绑着一个年轻士兵，麻绳狠狠地嵌进了他发青的肉里。筱冢的手指猛地颤抖起来——那个拼命扭动身子的人，不正是三天前还和自己一起分享饭团的须藤良雄嘛。
“须藤，你咋样了？”筱冢一不小心就用上了家乡话，这话一出，须藤良雄就不动了。他那鹿儿岛带来的温柔口音，在解剖室里听起来特别突兀，就像他们当初被卡车拉到满洲时，须藤良雄硬憋着，却还是在庄严的军队行列里抽泣的样子。
大木拿起镊子轻轻敲了敲培养皿边缘，说道：“昨天在鼠疫菌培养室出的事儿，须藤良雄二等兵已经开始有淋巴肿大的表现了。”随着金属镊子的碰撞声，须藤良雄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猛地睁大，被封住的嘴巴里发出了呜呜的哀伤声音。
“嗯，那个，前辈啊……”筱冢咽了咽口水，“就是说，按照军医手册的第二章第七条……”
“真是的！”手术刀砰的一声落在托盘里，“那些家伙才是用来做试验的！这点我比你在行！”大木一把抓住筱冢的衣脖子，满嘴酒气熏着筱冢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不过，为了圣战献身，是咱们帝国军人的骄傲，须藤良雄君会明白的。”
须藤良雄的铁靴在金属台上重重踏响，手腕上的麻绳被拉得紧紧的。筱冢瞧见他脖子上青筋暴突，这些血管昨天还在他嚼饭团时在皮下跃动。此刻，大木正忙着给针筒推气，针尖滴下的透明药水在无影灯照耀下泛着怪异的亮光。
针头扎进须藤良雄的胳膊肘静脉里，解剖室里顿时鸦雀无声。筱冢开始数滴管里冒出来的气泡，一共数了三十七下，这刚好是他老家鹿儿岛到哈尔滨的火车旅程时间，要三十七个小时呢。须藤良雄出发前一晚还提起，等仗打完了，他要回家重新种那片被台风刮坏的梅林。
麻药很快就起了作用。当大木剖开胸口时，须藤良雄的眼皮还在跳，就像春天时被蜘蛛网缠住的蝴蝶。暗红的血沿着镀锌桌子流进了槽里，筱冢一下子想起了须藤良雄教他折的千纸鹤——那天他们用病历纸一共折了三十七只，打算放到神社去。
“瞧这儿，”大木戴上橡胶手套，把手伸进肋骨之间，“这是肺部感染二十四小时后的样子。”粉白的肺组织上布满了黑点，就像发霉的果子干。筱冢的胃猛地一缩，他拼命咬紧牙关，嘴里充满了血腥味。
须藤良雄的右手猛地一抽，不受控制地抬起，指尖轻轻掠过筱冢的衣袖。这一下子，让他们俩都回想起了新兵那会儿，须藤良雄老爱这样拽着他躲开教官的鞭子。可如今，那只手被大木用止血钳牢牢地夹在手术台边，手指甲缝里还能看到鼠笼留下的铁锈痕迹。
锯子咔嚓一声切开胸骨后，筱冢赶紧逃离了解剖室。走廊最里面的小窗户透进来一丝灰暗的阳光，映照在墙上的《防疫给水部规定》上。他躲在暖气片旁边，能听到自己牙齿咯咯作响，这声音和须藤良雄越来越慢的心跳声似乎合在了一起……
过了好几十年，在一个下雨的晚上，住在神奈川县养老院的筱冢良雄还是会猛地从梦中醒来。他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绿光闪闪，显示着凌晨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正是他弟弟须藤良雄心跳停止的那一刻。雨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让他想起当年在解剖室里，血滴落到槽里的滴答声。
他哆哆嗦嗦地从枕头底下掏出那块怀表，表壳亮闪闪的，里面夹着一张已经变黄的老照片：两个穿着国民服的少年站在开满野菊花的斜坡上，身后是鹿儿岛湾那片碧蓝的海。照片右下角，用钢笔写着“昭和19年3月7日，哈尔滨郊外留念”。
在雨声的陪伴下，老人用像枯枝一样干瘦的手指，轻轻摸着照片中须藤良雄上扬的嘴角，喉咙里传出像被困住的野兽一样的低吼声。那个经常把配给的罐头让给他的老乡，最后却成了标本室福尔马林溶液里的第1736号展品，解剖报告上写着他是“自愿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
筱冢良雄这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件事，到了晚年，他老是跟别人提起这事儿。
日军到底有多残忍？他们连活的东西都剖开，甚至对自己人也不手下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