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8年，战火弥漫的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加拿大医生诺曼·白求恩。
他怀着支援中国革命的满腔热忱，跨越重洋，踏上了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
那一年春天，从3月31日到5月2日，他在延安短暂停留，深入探访这座革命圣地的每一个角落，试图理解这里的人们如何在艰苦中坚持斗争。他走过黄土高原上的窑洞，观察过简陋却充满斗志的学校，也记录下那些为理想而燃烧的年轻面孔。
延安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匮乏，饮食简单到只有小米和胡萝卜，但这里的人们却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与信念，这让白求恩深受触动。
同年8月2日，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星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盛赞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称其为“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
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专门的段落描述了抗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投身革命的女性。
他笔下最为典型的一位，便是“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
白求恩这样写道：“数月之前，这位女子还是众人捧在掌心的宠儿，过着奢华的生活……如今，她与其他学生一样，吃着小米和胡萝卜，与另外八位女子一同住在窑洞，睡在硬邦邦的炕上……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和其他所有学生相同，她每月仅有一元生活费，用于购置肥皂和牙膏。”
白求恩在文中自问：“她快乐吗？”
随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她看来，她‘必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般活泼、淘气。”
这位女子，正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江青。
彼时，江青的名字还未与权力和争议紧密相连。
白求恩的文字勾勒出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女性形象，她从上海的繁华都市来到陕北的黄土高原，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融入艰苦的革命环境。
这种转变在白求恩眼中是如此鲜明而令人敬佩。
然而，若将这一形象与后来的历史联系起来，难免让人感到一丝错位。
那时的江青，还是一个尚未被复杂标签覆盖的女子，她的过去是上海影剧界的明星，未来却充满了未知的轨迹。
与白求恩的观察几乎同步，江青的革命之路也在1937年拉开序幕。
她本名李云鹤，1933年夏天，19岁的她从山东启程前往上海，随后进入影剧界，以“蓝苹”之名崭露头角，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
1937年7月下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时任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的徐明清，直言自己的心愿：“要去延安投身革命，希望徐明清能介绍她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她身上没有任何组织介绍信，徐明清成了她最信赖的引路人。这一步，标志着她人生的重要转折，从繁华都市走向艰苦边陲。
1937年8月底，江青终于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临时住下。
在登记旅客姓名时，她没有沿用“蓝苹”这个名字，而是写下了“江青”。
这个名字经过她深思熟虑，蕴含两层含义：
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意指她虽由蓝苹而来，却立志超越过去，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二是取自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寄托了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
新名字伴随着新生活，江青在延安开始了她的革命旅程。
初到延安，江青并未立即融入核心圈子。
她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党籍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负责她的审查工作。
1974年10月22日，郭潜在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采访时回忆道：“江青在七七事变刚发生后，独自一人来到延安。9月10日，她的党籍问题被提了出来。她恢复党籍的申请，因‘无证据’被驳回。于是，江青在招待所闲待了9月、10月这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她找到了同乡康生，找到了证人，才顺利恢复党籍，随后立刻进入党校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
这段等待的日子对江青而言并不轻松，但她并未因此退缩，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机会，最终迈出了融入革命队伍的第一步。
02
江青在经历了党籍审查和党校培训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在革命队伍中寻找立足之地。
她并非普通的女青年，从上海带来的艺术才华和舞台经验，让她在延安的文艺活动中迅速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毛泽东作为革命的领袖，肩负着带领中国走向解放的重任，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因与贺子珍的婚姻危机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贺子珍，这位从井冈山时期便与他患难与共的伴侣，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与生育之苦，身心俱疲，脾气也变得愈发难以捉摸。
夫妻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最终导致了一场无法挽回的决裂。
1938年8月13日，延安在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
这一天上午，毛泽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报告，鼓舞士气。
下午，文艺演出成为活动的高潮。
话剧、歌曲接连上演，而压轴戏则是一出京剧《打渔杀家》。
江青在剧中饰演桂英一角，她的唱腔清晰，台步稳健，身段与表演都展现出专业水准，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曾在延安任职的翟林椿先生回忆：“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江青饰演的桂英一角，无论是唱白、身段，还是台风、神韵，都赢得了观众的一致称赞。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一同观看了这场精彩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装间，亲切慰问演员。江青上前与毛泽东握手，随后二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这一刻，成为两人关系的一个起点。
江青并未止步于这场演出的短暂交集。她深知机会需要自己争取，于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毛泽东。
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偶尔会前往授课。
一次讲课结束后，江青起身鼓掌，并提出几个问题，随后走到前面与毛泽东交流了几句。
当天，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仰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并请求当面请教。
次日，她如愿前往会面。此后，江青多次写信，与毛泽东交流工作与学习上的想法，还常常提及对京剧的共同兴趣。
两人通过频繁的接触，逐渐建立起一种微妙的默契。
1938年8月，一纸调令将江青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
这份工作表面上是处理文书事务，实际上让她得以贴近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从此，她有机会更直接地参与到毛泽东周围的工作中，无论是整理文件还是传递信息，都让她与毛泽东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一调动，对江青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为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对江青的印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多方面的观察之上。
江青当时只有24岁，身高1.66米，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走路时姿态优雅。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系着发带，双眼皮的大眼睛和高鼻梁让她在人群中颇为显眼。她还擅长打扮，即便是宽大的军装，经她改做后也能凸显身形。
更重要的是，她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养在延安颇为突出。
她曾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正楷字；在上海的经历让她见过大世面，无论面对公众还是领导，都能从容应对；长期的文艺演出经验，使她对文学和戏剧有深入理解。这些特质，在延安的艰苦环境中显得尤为独特。
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曾这样评价：“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
李银桥还提到，江青在陕北就像明星一般，颇受关注。毛泽东身边不乏敬仰他的女青年，但以他的地位和眼光，选择伴侣自然不会草率。
江青的到来，恰好填补了某种空缺。
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共同点加深了彼此的吸引力。
江青和毛泽东都曾担任过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这段经历让他们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共鸣。江青后来对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事实确实如此，《打渔杀家》的演出让毛泽东对她的才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江青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与众不同。
她喜欢骑马，尤其偏爱性子烈的马；她不爱打枪，却擅长打扑克，出牌刁钻，常让毛泽东在牌桌上被逗乐；她还精于织毛线，能织出各种花样，裁剪衣服的手艺也颇为出色。
这些细节，让她在延安的女性中显得别具一格。
与此同时，贺子珍的离开为江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婚姻曾是革命岁月中的一段佳话，从井冈山到延安，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然而，长期的战乱与生活压力，让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
十年间，她生育了六个孩子，仅李敏一人存活，这对她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夫妻间的矛盾逐渐积累，最终在延安爆发。
贺子珍一怒之下选择离开，前往外地治病和学习。毛泽东曾写信劝她回来，但她托人带回一块白手帕，上面写着“从此诀别”四字。
后来，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心生悔意，写信试图挽回，但毛泽东回信道：“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这段婚姻至此画上句号。
03
1938年11月，延安的秋风已带着几分寒意，革命的斗争仍在继续，而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却在这一刻走向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他们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党内外的广泛争议。
延安作为革命的中心，任何涉及领袖个人生活的事务都可能引发波澜。
江青的背景——一个来自上海的演员，带着都市的印记——让许多人对她的动机和角色心存疑虑。而毛泽东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他的婚姻选择不仅关乎个人情感，更被视为可能影响革命形象的大事。
消息传开后，反对的声音迅速浮现。
北方局的王世英率先给中央写信，明确表示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不合适，这封信上还有不少人联名签名。
各抗日根据地也纷纷通过电报和书信向中央表达意见，内容大多围绕江青的过去和她的加入是否会对党造成负面影响。
这些意见最终集中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手中。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希望张闻天能出面劝阻，认为此事需慎重处理。
张闻天反复权衡后，决定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你和贺子珍合不来而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当的，但至于是否和江青结合，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因为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比较大，这样做，对党对您，都不太好。”
然而，这封信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毛泽东读完后反应激烈，当场将信撕碎，并说道：“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据《毛泽东家书钩沉》一书披露，毛泽东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与周世钊的谈话中回忆了另一段细节：“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12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
毛泽东还提到：“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最终中央以组织原则批准了这段婚姻，但部分领导仍对江青的角色有所顾虑。
在这一过程中，流传出一种说法，称中央针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提出了“约法三章”：
第一，在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未正式解除之前，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自居；
第二，江青的主要职责是照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与身体健康，此后任何人不得再向党中央提出类似安排请求；
第三，江青仅限于处理毛泽东的私人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不得干预党内人事安排，也不能参与政治生活。
然而，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至今存疑。
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向汪东兴、张耀祠等人询问时，他们均表示未曾听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和《毛泽东传(1893—1949)》也仅对婚事做了简要记载，未提及任何“约法三章”的内容。
阎长贵在向《毛泽东传》相关作者求证时，得到的答复同样是缺乏相关档案记录。
在反对声中，也有人站出来支持江青，她的山东同乡康生便是其中之一。
康生凭借与江青的地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发声，试图缓解部分党内人士的顾虑。他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对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并未因此完全平息，江青在这一阶段选择保持低调，没有主动参与到争议之中。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为夫妻。
婚礼当天，毛泽东在供销社摆下两桌简单的酒席，邀请了一些同志共庆。
然而，就在这一天，延安上空突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日本飞机的轰炸打破了喜庆的气氛。这一巧合在民间引发了一阵议论，有人戏言：“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尽管只是玩笑，却在延安迅速传开，为这场婚礼增添了一抹戏剧化的色彩。
04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的婚礼之后，两人的婚姻生活正式拉开序幕。从1938年到至少1942年，这段初期的岁月里，他们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和谐与温馨。
延安的艰苦环境并未削弱他们之间的情感，反而让日常的点滴相处显得尤为珍贵。
江青在这一阶段展现出与她上海演员背景截然不同的一面，她收敛起过往的张扬，尽力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用细致的关怀融入毛泽东的生活。
在日常起居中，江青对毛泽东的照顾无微不至。她亲手为他织毛衣，针法细密，款式新颖，适应延安寒冷的冬天。她深知毛泽东偏爱辣味食物，便用心钻研烹饪，常常做出带有浓郁辣味的菜肴，为单调的饮食增添几分滋味。
晚饭后，她常陪毛泽东在延安的小道上散步，沿着黄土高原的路径，或轻声交谈，或静静欣赏黄昏的景色，享受片刻的宁静。闲暇时，江青会打开史沫特莱赠送的老式留声机，播放毛泽东喜爱的京剧唱片，那些熟悉的唱腔和旋律总能让他放松下来。
有时，她还会亲自为毛泽东唱上一段京剧，增添几分生活的乐趣。
江青不仅在生活上用心，还成为毛泽东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她注重办公环境的整洁，将毛泽东的办公室整理得井然有序，文件分类摆放，桌面一尘不染。她能迅速找到毛泽东需要的书籍，方便他随时查阅。当毛泽东工作疲惫想抽烟时，她会立刻拿出香烟，点燃后递到他手中。
她还会在他工作间隙沏上一杯热茶，将茶杯柄朝向他，确保他伸手就能拿到。毛泽东写作时常修改内容，若是信件需要重抄，她便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底代为抄写。
她有意模仿毛泽东的笔迹，抄写的信件几乎能以假乱真。
1949年4月2日毛泽东写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便是由江青抄写，后来甚至被误当作毛泽东手稿收藏。
江青在这一时期刻意保持低调。她本性中有张扬的一面，但婚后她很少抛头露面，见到人总是微微一笑，点头致意，极少主动开口。
当时人们形容她“口还没开就先笑”。
江青平日多做家务，织毛线，几乎不参与外界的活动。
1939年初，她新婚不久，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考虑到她的情况，大家没让她开荒种地，她便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织出十来件厚毛衣，作为劳动成果。她对待工作人员也颇为随和，常给他们剪头发，讲些文化知识，教针线活，或一起玩扑克，没有半点领袖夫人的架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窑洞常有客人来访，江青沏好茶后便主动退下，不插话。
若是外国记者或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来访，她干脆回避不露面。即使毛泽东让她出来见个面，她也只是握手、点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陕北红枣后便离开。
苏联记者佩恩曾对史沫特莱这样评价江青：“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1940年8月，江青为毛泽东迎来一个新生命——一个可爱的女儿。
当时，毛泽东的子女毛岸英、毛岸青远在苏联，李敏也不在身边，毛岸龙更是早年因病去世。
这个小生命的降临让毛泽东格外欣喜。他为女儿取名李讷，一方面因江青姓李，另一方面他自己在战争年代曾用名“李得胜”，同时取自《论语·里仁》中“君子敏于事而讷于言”的含义，寄托了对女儿的期望。
李讷活泼可爱，为窑洞带来了生机，她的笑声常在屋内回荡。毛泽东对这个在身边出生成长的女儿极为疼爱，闲时常陪她玩耍，有时用带着湖南腔的声音给她哼唱民间小曲。
据说，他曾哼唱“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逗得李讷咯咯直笑。
这些父女间的互动，为紧张的革命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暖。
江青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展现了她作为进步青年的一面。她从上海到延安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她对革命的热情。
那时的她，与众多投身革命的青年一样，在艰苦环境中磨砺自己，为理想而奋斗。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江青的思想与行为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的种子或许早已埋下，但此时尚未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