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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在宋朝，皇帝不自称“朕”，也不穿黄色龙袍，而是称自己为“官家”，并且穿着红色官袍上朝。这种不同于传统皇帝的形象，让许多人误以为宋朝皇帝性格软弱，朝政也较为温和。但实际上，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朱门黄瓦并不等同于拥有绝对权力，皇帝的称呼和服饰颜色的选择，反映出了赵宋皇室对于制度、文化和合法性的精心调整。这一切的改变，可以追溯到赵匡胤穿着黄色官袍登基的那一刻。
从穿上黄袍那一刻起，到后来避黄如讳。
赵匡胤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完全是通过一场军事政变。在陈桥驿披上象征皇权的黄袍那一刻，不仅改变了五代十国的历史走向，还带来了身份上的微妙困扰。他既不是通过传统的皇位继承登基，也不是由士族共同推举的领袖，而是依靠手下将领的支持和军事政变上台。即使成功登基，他的合法地位问题始终是个难题。
一旦皇帝不是通过血统或正当途径登基，他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展现自己的能力。赵匡胤采取的方法是减少皇帝的神秘感，与文官们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并削弱“皇权就是神权”的传统观念。他只穿了一次黄色龙袍之后就不再穿了，这背后有着深意。这并不是因为他忌讳黄色，而是为了明确区分自己与前任暴君的统治。
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有意给皇权打上一个“新烙印”——理性、务实、亲近百姓。以前，黄袍金线是唐朝和后周皇帝的标准装扮，既象征着皇帝的身份，也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赵匡胤没有继续沿用，是为了让赵宋王朝看起来不像旧王朝的延续。他并不是自视低微，而是故意降低皇帝的架子，增强“可控制性”。
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权力，反而让权力更加稳固。宋朝的皇帝不再穿黄色的龙袍，而是选择穿红色的朝服，这是在权力平衡下的结果。红色代表火，按照五行理论，赵宋认为自己是“火德王朝”，使用红色来代表自己也是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讲究排场，而是排场的形式改变了。
不只是服饰在变化，就连“皇帝”这两个字的用法也开始变得委婉。唐朝的皇帝经常说“朕”，显得非常高高在上，而赵匡胤则称自己为“官家”，这样不仅听起来亲切，也更容易让人接受。老百姓听到“官家”两个字不会感到陌生或遥远，这种自称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人使用，但赵匡胤将其正式化，从此成为了宋朝皇帝的标准称呼。
“官家”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地方上的大亨或家族的家长，少了点神圣的意味，多了点世俗的感觉。这种称呼方式让臣民感到很舒服，也让皇帝更容易插手朝政。宋代的皇帝很喜欢亲政，经常直接批奏，甚至会出现在议政的第一线。官家不是在装谦虚，而是制度所需的一种表达方式。
穿黄袍是过去的老规矩，而宋朝人更喜欢穿红袍。自称“朕”显得高高在上，而称自己为“官家”则让皇权显得更加文雅。从赵匡胤开始，到赵光义、赵恒、赵祯，这一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宋朝的皇帝不依赖威严来统治，而是依靠制度和文化。即使到了宋仁宗和宋神宗时期，御前奏章和朝廷仪式也都严格规定了颜色和称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赵宋风格”。
这种风格并非软弱，而是一种“外柔内刚”的策略。别人依靠威吓，赵家则依赖亲民；别人用强力压制，赵家则用礼节维系。宋朝的皇帝不用“朕”字，也不穿黄袍，是为了让权力披上看似温和的外衣，实际上却更便于掌控。
官家的语言逻辑：称呼背后的权力游戏
建国以后，赵匡胤在很多地方都很细心。就说“官家”这个称呼，不仅在宫廷里流行，还传到了普通百姓中间。史书和笔记里提到，老百姓说起皇帝时，常常会用“咱官家”“咱朝廷”“咱公事”这样的说法，听起来非常亲切，几乎没有敬畏的感觉。这种语言的形成不是偶然，而是整个宋代政治文化有意塑造的结果。
“朕”这个字，代表着皇权的绝对性。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朕即天子”就成为了制度的核心词汇。赵匡胤拒绝使用“朕”，并不是在否定“皇帝高于一切”的传统，而是在不是否定皇帝的权力。他想表达的是：“皇帝依旧是家里的主人，但家里人说话不必太强硬。”从“朕”变成“官家”，就像从冷宫搬到暖阁，听起来不那么威严，但却依然有权力。
在宋代，文人的地位很高，士大夫们也经常参与政治事务。那时候的皇帝不能随便摆架子，得用道理来说服别人。“官家”这个称呼特别巧妙，它不直接显出权威，却能很好地体现权威。用这个词，既可以控制局面，又不会让文官们觉得被冒犯。这样一来，皇帝说话虽然显得温和一些，但他的命令还是很有分量的。
在宋仁宗的时代，这种称呼体系变得更加正式和规范。不只是皇帝，连皇后也自称“官家妾”，妃嫔则称自己为“宫官人”，就连太监也会说“奉官家圣旨”。在官场上，“官家”成了主要的内部称呼，有时候比“皇上”更加亲切和真实。
文献里经常提到“官家斋居不食”、“官家遣人宣旨”这些情况，可不是假的，而是反映了宋代皇权的实际表现。赵宋的皇帝并不是不自信，而是非常清楚自己掌控的是一个制度化的王朝，而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
宋朝还简化了跪拜叩首的繁琐礼节，改为“朝贺礼”。臣子上朝时不用三跪九叩，只需俯身致敬。这套简化礼制旨在提高政治效率，同时也体现了“士大夫可以议政”的文化氛围。皇帝退一步，士人上前一步，形成了宋代特有的“文治共识”。
宋朝的皇帝不走“王霸”路线，而是打“秩序”牌。这种自称不是弱，而是一种含蓄的强。皇权看似温和，实则精准；看似亲民，实则掌控。宋代的“官家”，并非摆设，而是制度设计里最锋利的软刀子。
黄衣卸任，红衣上位：一次礼仪的自我约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帝总是穿着黄色的龙袍，上面绣着五爪金龙，走到哪里都好像自带光环。这种形象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传统。不过，宋朝却是个例外，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高宗赵构，他们穿的都是红色的朝服。为什么黄色在宋朝成了不能穿的颜色呢？
黄色代表土地的吉祥颜色，秦朝统一六国后，尊崇土地的德行，称黄色为尊贵之色，因此黄色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到了汉朝和唐朝，黄色的地位更加稳固，被视为天子的标志，象征着“中央之国”的君主身份，其他人不得僭越使用。赵匡胤也曾穿黄袍，但仅限于那场“黄袍加身”的兵变之夜，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龙袍黄服”现象。
宋朝为什么主动放弃穿黄袍？主要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转变。宋朝是在五代十国之后建立的，那时社会动荡，道德风气败坏。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清楚自己的政权基础不够稳固。如果继续使用“黄袍加身”这种象征天命的符号，可能会让读书人和文官对他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因此，他选择淡化这种天命的象征，转而用红色来表达政权的新气象。
红袍制度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削弱皇权神秘色彩的意图。在五代时期，皇帝常把自己说成是“真命天子”、“天地之主”，与宗教紧密相连。赵匡胤则反其道而行，将皇帝从“神”的位置拉回到“人”的地位，使他更像是一个管理家事的家长，一个世俗的权力担当者。
在这个制度里，不仅皇帝穿红袍，大臣们的衣服也变得统一。高级官员穿深红色，中级官员穿浅红色，低级官员穿青色或绿色，颜色的深浅显示了他们的官阶高低。这样的服饰制度既避免了过度的奢华，也增强了等级制度的意识。皇帝不用金色的龙纹来展示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制度内的礼仪和身份获得他人的尊敬。
在宋真宗的统治时期，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了更严格的规定。每年的重要节日，比如新年、冬至、皇帝的生日以及登基纪念日，皇帝都会穿上红色的衣服，配以金色的腰带和皇冠。黄色的龙袍只在一些重大的祭礼或祖先祭祀时象征性地穿上，平时不能随便使用。即便如此，黄色龙袍主要还是用于祭祀，而不是日常穿着，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象征。
从宋代开始，持续了大约三百年的一种礼制改革，强调使用红色而非黄色。即使在南宋时期，当赵构偏安一隅时，他也未在乱世中恢复黄色的象征意义，而是继续沿用红色服饰来处理政务。这表明这套制度已经成为当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固定的仪式，更是皇权文化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颜色的运用在政治宣传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宋代的学者们，比如司马光和欧阳修，经常提到“君子要始终如一地保持谨慎”、“君主不应随意表露情感”，他们把节俭、遵守礼仪和推崇文化的价值观深深植入国家的思想体系中。在他们的描述里，黄色的袍子变成了过去朝代因为奢侈而灭亡的标志，而红色的袍子则成为了宋朝新风尚的代表。
从黄色的袍子变成红色的袍子，表面上看只是颜色的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管理方式的变化。宋朝不是依靠天命或强力来统治国家，而是依靠合理的制度和文官共同治理。衣服的颜色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核心在于：皇帝是制度的执行者，而不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神。穿什么衣服，用什么称号，遵循什么礼仪，这些都是这种治理理念的体现。
“官家”这个词并不是谦虚的说法，而是代表着一种无形权力的主要拥有者。
“官家”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温和，但在宋朝，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内在的权威。赵匡胤很少说“朕”，却经常在诏书、奏章和命令中使用“官家”这个词。这是他主动调整语言中的权力结构，不再依赖神授的皇权，而是转向依靠行政秩序和理性的治理。
语言的变化其实不是文风，而是权力分配的变化。秦始皇和汉武帝用“朕”来自称，是为了强调他们是天下的主宰，象征着“我就是国家”。但赵宋王朝刚建立时，天下还不安定，文官们掌权，文臣集团很强大有影响力。如果皇帝还用“朕”自称，就显得高高在上，容易让儒生们不满。赵匡胤干脆主动去掉这种神圣感，改用“官家”来称呼自己，这样既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又能得到文化界的认可。
更为重要的是，“官家”这两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相比起“朕”所传递的那种严肃和距离感，“官家”更像是家中事务的负责人，给人的感觉温和亲切，却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力量。在官员向朝廷提交的奏章中，常常会用到“官家圣断”、“官家所命”这样的词句，这不仅体现了相互间的尊重，也减少了畏惧感。这样的交流方式让政治气氛变得轻松，但决策的效率却没有降低。这种语言上的平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皇权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诏书里，“朕”字偶尔会出现，但用得不多，通常用“官家”来代替。只有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仪式，比如改年号、册立太子、大赦天下等，才会特意用“朕”。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皇帝的尊严，而不是日常的称呼。宋朝的皇帝虽然权力很大，但喜欢在语言上显得谦逊，让“官家”这个词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象征。
在皇宫里，“官家”是人们日常用来称呼皇帝的词。不论是妃子、太监、宫女还是御医和文书官员，都会这样叫皇帝。这个词从皇宫流传到了民间，大家说“咱家的官家怎么样”，感觉很亲近，不觉得疏远。这种称呼方式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管理国家的人，但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制度中的首要负责人。
有意思的是，“官家”并不意味着权威减弱。在很多政治场合，“官家的决定”一出，就像山一样稳固不可动摇。大臣们虽然可以参与讨论，甚至提出不同意见，但从没有超越权限、凌驾于上的情况。这表明，“官家”虽然显得柔和，但依然很有力量，只是展现权威的方式不同了。
这种称呼系统还与宋代皇权的“非神化”进程相辅相成。宋朝的皇帝不称自己为“天子”，也不自封为“皇祖圣德”，而是更注重“政德”、“仁政”和“礼法”。宋仁宗时还设了“更衣之礼”和“减刑之诏”，主张皇帝作为人，要有自制和悔过的能力。就连皇帝也有自己的责任和节制。
在整个宋朝，“官家”这个词代表了一种制度性的文化符号。它不是通过恐吓来取得信任，而是通过灵活的语言和妥协来获得合作。这种策略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宋代的文官制度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定。即使在北宋末期政局动荡，南宋国力衰微的情况下，皇帝依然牢牢掌握着核心权力，没有出现外戚专权和宦官乱政的情况。称呼虽然是一种手段，但其实质是权力风格的准确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