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伊朗虽称战略伙伴,但过去十年间中国在伊朗的核心投资几乎一片空白
尽管中国与伊朗自称为战略合作伙伴,但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伊朗境内的关键性投资项目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状态。
2021年,两国高调签署了《25年全面合作计划》,这份被广泛宣传为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略协议,如今仅留下荒芜沙漠中被遗弃的油田、因安全威胁而由武装力量接管的5G基础设施,以及野狗游荡的未完工港口设施。
德黑兰机场的扩建工程虽然最终完成,却成为这份宏大合作协议中屈指可数、能够实际落地的项目之一。
伊朗长期以来所展现的行为模式已经为这一局面埋下了伏笔。
早在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便迅速暂停了近九成与中国正在商谈的合作项目,转而将战略重心与资源大幅度投向西方国家。
直到2018年美国重新实施严厉制裁,德黑兰政府才不得不调整外交策略,再次提出所谓的“向东看”政策。
而到了2024年,局势更是呈现出近乎讽刺的转折: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未能履行投资承诺,却在私下接受印度提供的20亿美元资金支持,并表态将疏远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关系。
系统性违约行为已逐渐演变为一种常见现象。
2024年,伊朗方面单方面决定终止无人机采购协议,转而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引进一批苏-35战斗机。
次年,伊朗方面拒绝支付高达4.5亿美元的原油仓储费用,同时试图强行运走其存储在中国港口的2500万桶原油资源。
伊朗革命卫队更是将中方参与援建的恰巴哈尔港直接转变为军事用途,导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超过2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无法收回。
潜在的安全威胁始终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刃。
2025年6月,以色列军方对伊朗核设施发起空袭行动,导致32名核能专家不幸遇难,同时造成多处关键基础设施严重损毁。
战事结束后,伊朗迅速向中国提出参与重建工作的请求,但对如何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却避而不谈。
这种高度不确定且充满风险的环境,足以使任何秉持理性态度的投资者选择远离。
相关数据清晰展现了中国资本的流动趋势。
在2025年的前六个月,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入了570亿美元的资金,并签署了价值660亿美元的新合同,然而伊朗并未获得任何重大项目的合作机会。
中国在伊朗境内实施的最后一个大型合作项目,还要追溯到2016年启动的南帕尔斯油田开发计划,而该项目最终因美国施加的制裁压力而被迫中止并撤资。
新的运输通道已经悄然成为现实选择。
2024年,由中国推动建设的中亚经高加索通往欧洲的物流走廊完成货运量大幅提升,同比增幅接近七成,显著减少了对经过俄罗斯的传统路线的需求。
中方持有中吉乌铁路超过一半的股权,借助这一交通动脉,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品经由阿塞拜疆快速运抵欧洲市场。
这条被美国前政府命名为“特朗普国际繁荣之路”的交通线,正在逐步成长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核心物流通道。
能源领域的协作实际上已经失去实质意义。
尽管伊朗在2025年3月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规模达到历史峰值,但超过四分之三的货量是通过马来西亚进行转口贸易完成。
中伊之间的直接石油交易在中国总进口量中的占比微乎其微,仅为百分之零点零二,与俄罗斯的百分之二十八和沙特阿拉伯的百分之十九形成鲜明对比。
更具戏剧性的是,伊朗运用中国预付的石油款项采购俄罗斯无人机,然而无人机始终未能到货,其本土炼油设施却意外遭遇袭击并严重损毁。
金融层面的合作充斥着相互博弈与谨慎考量。
尽管双方约定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伊方却出乎意料地提出将六成五的货款改用欧元支付。
为此,中方不得不启动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并将年度总额上限严格控制为二百亿元人民币。
在新达成的合作项目中,强制要求购买政治风险保险,承保范围包括战争行为、资产征收和外汇汇兑限制,显示出对伊朗履约能力的高度警惕。
伊朗革命卫队已成为推进务实合作的主要阻力。
伊朗国内一个掌握着全国70%经济命脉的集团,同时扮演着规则制定者与市场竞争者的双重角色。
它不仅全面接收了已投入运营的5G通信网络体系,还向石油资源开发项目征收高额监管费用,甚至在某些地区默许地方团体对中方企业投资建设的地铁工程进行强行索取。
正当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的各项合作计划迅速取得实质性进展之际,伊朗的经济却显示出严重疲软态势,其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勉强维持在0.3%,同时物价水平急剧上升,通货膨胀率高达43.3%,整个国家已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
伊朗政府对外发表的言论与其具体实施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
2025年4月,伊朗外交部长在北京公开表示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次月该国一位高级安全官员又在巴西对中国在国际场合的支持表示赞赏与感谢。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伊朗政府却正与英国、法国及德国就核议题展开秘密协商,试图向外界传递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的意向。
这种多方讨好的政治操作甚至引起了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的广泛讨论,有人讽刺其策略的复杂程度胜过传统波斯地毯的繁复纹样。
面对这一系列动态,中国采取了及时而明确的应对机制,以有效控制可能扩大的风险。
沙特红海新城的建设浪潮中,新能源项目正蓬勃开展,成为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支点。
与此同时,阿联酋哈利法港的智慧化升级工程也在持续推进,显著提升了码头的运营效率与自动化水平。
在埃及,一项价值数百亿元的炼化厂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在能源加工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投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投资同比激增214%,展现出强劲的资金流动趋势。
对阿联酋的资本投入同样表现突出,同期增长率高达179%,反映双方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
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多元化格局,中俄北极航线持续拓展运输能力,中亚管道网络也在不断优化。
通过多通道布局,伊朗在能源供给中的份额被稳定控制在12%的安全阈值内,有效保障了供应链的平衡与稳定。
贸易往来数据进一步揭示出地区经济关系的深层动向。
2024年,中国与以色列的双边贸易总额攀升至227亿美元,年增长率突破40%,体现合作规模的快速扩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与伊朗的非石油贸易额仅为267亿美元,同期下滑23%,反映经贸结构的阶段性调整。
以色列企业将先进的滴灌技术引入宁夏的农田,展示了技术合作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伊朗的藏红花和开心果却依然依赖着中国海关开辟的特殊审批渠道才能进入市场。
在德黑兰的街头,那些已经褪色的宣传画上,依然可以辨认出用波斯文书写的标语,上面写着“东方巨龙带来复兴”这样充满希望的字句。
然而,在这些宣传画的背后,现实却是一片萧瑟——钢铁厂已经停止运转,生锈的钻机被遗弃在角落,工人们的营地也变得空荡无人。
远在七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决策者们早已通过资本的实际流向表明了立场,当高达570亿美元的资金选择绕开伊朗,转而流向西方市场时,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冰冷的数字面前显得空洞而无力。
真正有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应当建立在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是由某一方独自承担所有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今,中国的外投资策略正朝着更为精准和务实的方向发展,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些更具稳定性与可靠性的国际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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