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江南北》杂志于2021年第10、11、12期中，为您献上了多姿多彩的精彩内容。
原题：是非功过说项英
作者：丁星
我翻阅了大量关于项英功过是非的论述，若将涉及皖南事变的争论一并考虑，相关文章已达近百篇。尽管其中部分文章言辞激烈，甚至相互攻讦，指责对方立场与中共中央相左，但若仔细剖析，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识。比如，大家普遍认为项英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勇敢地领导了多起大规模罢工。接着，他担任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在反“围剿”战役及人民军队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样，人们都肯定他在红军主力长征后，领导南方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在之后对红军游击队的集结以及新四军的组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家也普遍意识到项英在新四军任职期间存在过错，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中的处置不当，导致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当然，分歧依旧存在，主要集中在对错误程度、原因和性质的评判上。
项英，这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形象在后人的评价中呈现出多样面貌，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并不罕见。对历史人物的评析，正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只要我们以精确和全面的史料为基础，摒弃个人主观臆测，不固执一己之私见，不拘泥于过时的结论，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通过不断的讨论与交流，我们有信心最终能够形成共识，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此项英同志殉难八十周年之际，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的评价将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即使短期内无法完全统一意见，我们亦能求同存异，将这份研究探讨的使命传承给下一代。
本着这一信念，我亦乐于就项英在新四军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所引发的争议，阐述个人的观点。
01
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以及活跃在长汀、瑞金两县边境的汀瑞游击队。十四个游击区均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彼此间也断绝了联系。要将这些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重组为新四军，必须逐一寻找，恢复联系，并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签订停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唯有如此，方能下山集结，按照新四军的编制组建连、营、团和支队。
在红军游击队完成战略任务转型的征途中，他们承受了极其艰苦的挑战。他们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无数英勇的战友与亲人壮烈牺牲，幸存者亦经受了生死考验，心中积聚了深深的仇恨。然而，此刻他们必须与国民党携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在许多人心目中难以置信，感情上也难以适应。一些红军游击队根本不愿相信能与国民党实现停战合作，甚至将前来动员的联络人员误认为叛徒，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杀害。
面对重重困境，项英肩负起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核心的重担，毫不犹豫地承接了创立新四军的艰巨任务。
1937年七月，当七七事变的惨痛消息传至赣南的山谷，项英立刻意识到日军全面侵华的战争序幕已然拉开，这将导致形势发生剧烈的变动。那时，他们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已中断两年有余。项英一方面派遣人员下山搜集报纸，希望能从中捕捉到中共中央的线索；另一方面，他主持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的会议，与陈毅等人共同分析了当前的时局。经过一番深入的研讨，项英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明确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并有望推动国共两党结束内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到了7月下旬，项英在《新学识》杂志的香港版上阅读到了毛泽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得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政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党中央的指示如约传来，为国共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英欣喜若狂，随即撰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向红军游击队的战友们详细阐述了战略转变的迫切必要性。8月初，项英再次召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干部们召开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动员演讲，强调干部们必须迅速完成从内战思维向抗日思想的转变。
“抗日救国始终是我们坚定的信念，抗日救国是我们革命始终追求的志愿。”他承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与政府达成共识，便将一同投身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展开神圣而英勇的战争。”
“遵照党中央最近的宣言，我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的一切活动，将所有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旗下，誓死杀敌。各地接到此信后，应立即准备接受点编，以便紧跟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的步伐，为拯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尽管红军游击队的联络处已然成立，项英并未坐等战友们主动上门，而是积极派遣代表外出寻求联系，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他首先派遣陈丕显赴闽赣边界，向红军游击队传达指令，继而又派他前往南雄、全南地区，与三南游击队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他还派罗绍曾前往湘南，刘新潮前往寻邬，并指令陈毅前往湘赣边界的红军游击队，就下山改编的相关事宜展开商讨。
“久别重逢，音信全无。现已有改编后的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听闻兄长在南京，特地电告，望能派员至弟处商谈”。他内心的期待，就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博古在接到电报后，一方面将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另一方面派遣人员前往项英处建立联系，并携带着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同时传达了与国民党谈判时应注意的口信。最终，项英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他激动不已。
10月11日，他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命令，并安排了下山改编及扩充军队等任务。次日，即10月12日，他离开了大庾县池江圩的驻所，途经兴国、吉安、南昌、九江，抵达南京，并与博古、叶剑英进行了会面。遵照中共中央的安排，项英在南京仅停留了短短三天，便再次启程，奔赴延安。
“我们这些困顿于山林，与敌人搏斗了三年的游击战士，如今结束了过往的斗争生活，仿佛重获新生，直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投身于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为胜利而奋斗。”
紧接着，项英参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对《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进行了深入的补充说明，并就新四军的组建原则与方法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会议作出决议，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东南分局，项英被任命为长江局委员及东南分局的书记，同时他还担任了新四军的副军长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肩负着中共中央的重托，项英全身心投入到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
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经过多次的磋商与协商，新四军的编制架构终于得以确定，分为四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两个团。项英同志对这四个支队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格筛选，并在叶挺同志的赞同下，将拟定的人选名单提交给中共中央审批。至于各团的编制配置，项英同志同样广泛征询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部署。
在延安履职期间，项英屡次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请求，期望能为新四军增补更多具备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干部。从延安至西安，他成功与中共中央派遣至新四军的一批干部进行了会面，并对他们的个人背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抵达武汉后，项英向叶挺汇报了这批干部的情况，叶挺亦将他所邀请的干部名单转告给了项英。经过共同筛选，他们从这些干部中挑选出了军部各部门的负责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宣告成立。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并随即着手优化军部机关的干部结构，亲自指导各支队及各团的编制与集结工作。与此同时，叶挺留守武汉，负责与各方联络，继而又赴香港为部队筹集资金并采购武器。因此，部队的编组和集结主要落在了项英的肩上。在南昌，他先后接待了来自闽北的黄道、闽东的叶飞、皖浙赣边的李步新、湘赣边的曾昭铭、闽西的温仰春、浙南的龙跃以及余龙贵等同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传达指令，并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奔赴抗日前线，沿途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却也遭遇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阻挠，甚至多次发生扣押新四军人员的事件，形势严峻，困难重重。然而，项英及其战友们坚定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完成了新四军在皖南和皖西的集结。
八省红军游击队凝聚成坚如磐石的新四军，这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坚定领导和直接指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汗水。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新四军的中流砥柱，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卓越贡献，众人皆知，不容忽视。
项英工作受疑。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张云逸等同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项英同志似乎对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关键原则理解尚浅，对于不应盲目集中力量，而应巩固南方战略支点的认识，也显得不够明确。他在南昌的行动，风险性较高。”次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发给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南方游击队的分散配置至关重要，遗憾的是，项英在江西的行动不幸陷入了国民党的陷阱。”
应当汇聚力量，组建一支军队投身抗日战场，毕竟长期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生存状况将变得极为艰难。
项英力主在南方稳固战略要地。新四军成立伊始，便对原先红军游击队的驻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普遍设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或办事处。这些公开且合法的后勤机构，既为共产党地方组织提供了掩护，又配备了有限的武装力量。然而，国民党方面对这些机构的存续态度坚决反对。1939年6月12日，便发生了针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人员的惨烈屠杀事件。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些新四军办事机构被迫一一关闭。
02
1938年四月，新四军的四支队伍的各团纷纷抵达皖南与皖西地区集结，抓紧时机完善组织架构，增强装备配备，并投入到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的热潮中，全力以赴，为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战斗序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项英，作为新四军事实上的政治委员，始终将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在诸多场合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尽管新四军源自红军改编而来，但本质上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其性质不变，亦不容改变。他大力选拔政治工作干部，将他们任命为团、营、连级单位的副职，肩负起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对于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他尤为重视。四个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均历经长征，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1938年6月，部队集结完毕后，随即召开了新四军首次政治工作会议。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共同商议，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确立了四项要求，其中首要便是完善党的工作，提升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地位。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项英在会上发表报告，袁国平则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此次党代表大会着重强调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新四军中党的使命——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守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组织，提升共产党员的素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项英，作为新四军事实上的政治委员，始终将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头等大事。在他的多场演讲中，他不断重申，虽然新四军源自红军改编，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本色未曾改变，这一根本性质绝不容许动摇。他大力选拔政治工作干部，将他们安置于团、营、连等各个层级担任副职，专责党的组织和思想工作。他对各级政治机关的构建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四个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均经历过长征，积累了宝贵的政治工作经验。1938年6月，部队集结完毕后，迅速召开了新四军历史上的首次政治工作会议。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共同商议，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确立了四项基本要求，其中首要便是加强党的工作，强化党支部在连队的领导核心地位。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盛大召开。项英在会上发表报告，袁国平则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此次党代表大会特别强调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新四军内党的任务，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组织，提升共产党员的素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项英高度重视维护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新四军建军伊始，他亲自编纂政治课程教材，其开篇之作即为《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1938年12月21日，项英特别召集会议，针对新四军所遭遇的新形势和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强调开展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运动刻不容缓，这对于完成抗日战争的伟大使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仅仅七天后的12月28日，项英又发表了《那些是我们不要的坏传统》一文，强调在保持优良传统之前，必须坚决摒弃那些恶劣的传统和习气。紧接着，他又撰写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十个要点进行阐述。该文着重指出，优良传统是“我军的特殊战斗力”，是“我军凭借劣势装备对抗优势敌人的关键”，也是“我军由劣势转为优势，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项英将军始终将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视为部队政治教育之核心，并致力于以多样化方式推广宣传，使得这些宝贵传统如春雨般细腻地渗透人心。他对新四军政治部发行的《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亲自审阅关键稿件，并时常亲自挥毫泼墨，撰写文章。在现存的《抗敌》杂志第一期至第六期中，收录了项英将军的八篇佳作。《新四军军歌》的诞生，同样饱含了项英将军的大量心血。他基于陈毅创作的歌词草稿，主导了集体修订的过程，并在陈毅迁往皖南之后，两人共同研讨，最终敲定了定稿。据当年在军部机要科工作的邓毅生回忆，1939年7月1日，项英将军在一座宽敞的草棚里向众人解读军歌歌词，从北伐战争讲起，一路述说到南昌起义，直至三年游击战的艰难困苦。“他的言辞犀利，滔滔不绝，连续演讲了四个小时”，“这次演讲为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带来了一次极为深刻、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
“唯有如此，方能持续不断地对敌实施打击。”同年3月15日，项英在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长篇报告，其中对新四军的抗日作战经验教训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共列举了二十项要点。
项英将军生活简朴，军容庄重，待人谦逊有礼，时常与干部战士一同参加晨练，并在军部机关食堂共进餐点。即便工作繁重，他也乐于漫步于营地之间，与官兵们亲切交流。众多新四军的老战士对那些难忘的景象依然记忆犹新，并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尽管这些看似平凡的琐事，对于当时由众多山头游击队合并而成的新四军而言，正是急需加强团结与规范训练的关键时刻。项英将军以身作则，他的榜样作用无疑是极为深远的。
03
1938年5月4日，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在皖南、皖西地区陆续完成集结。毛泽东随即向项英发出电报，明确指示新四军应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电文中强调：“尽管敌后游击战充满挑战，但相较于与友军并肩作战并受其指挥，敌后游击战无疑更具优势、更为便捷、更加灵活。”新四军进军敌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区域建立根据地，发动民众投身抗日斗争，组建民众武装，壮大新游击队的力量”；随后，“待茅山根据地基本建成，我们还需部署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另一部则渡江北上，深入江北地区。”由此可见，毛泽东已明确指示新四军应向东推进、向北发展。
“稳固向南阵地，积极向东作战，并着重向北发展。”
在探讨项英的功绩时，关于他是否坚定支持并执行了东进北上的战略决策，抑或持有异议并采取抵制措施，这一议题成为了讨论中最突出的分歧所在。
项英确实曾公开发表过对东进北上的支持之辞，且将此理念付诸实际行动。
“拟成立野战司令部，进驻茅麓地区，指挥一、二支队，由我亲自担任指挥官。”此后，项英同意张云逸和叶挺相继渡江北上，分别指挥第四支队东进和扩建第五支队，并设立江北指挥部。继此之后，项英又派遣谭震林前往苏南东路加强领导，推动部队的发展进程。
本书在深入“重新评价”项英的过程中鲜明指出：“铁证如山，证实项英不仅身为制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核心成员，更是该方针坚定不移的践行者。”
遗憾的是，项英曾屡次公开表达对东进北上的反对立场，并在实际行动中显现出这一态度。这些情况与前述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此之间矛盾丛生。或许，正是这种矛盾构成了后世对项英评价不一、各有依据的重要原因。
战略东进北上的决策成败，取决于兵力的合理调配，是否应将尽可能多的兵力投入到这一战略行动中。随着第一支队与第二支队东进苏南不久，项英便以整训为由，将具备丰富对日军作战经验的第一团与第三团调回皖南。至此，第一支队仅余第二团，尽管该团英勇作战，但兵力显然不足以应对局势。在陈毅的坚持争取下，项英同意将第六团划归第一支队，但保留了第三营。陈毅指挥新四军在苏南积极对日军发起攻势，广泛发动群众，联络地方武装，部队规模迅速扩大。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反感，项英随即发电报进行指责。陈毅主张不予理会第三战区的干预，认为“无需有任何顾虑，人员、武器、资金都要大胆争取”。然而，项英却批评陈毅为“人枪款主义者”。
首先，东进行动已超出了国民党所设定的势力边界，此举或许会动摇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其次，东路区域铁路、公路、河网交织成网，日军在此部署兵力众多，据点遍布各处，若我军深入此地，恐怕将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面对这些重重顾虑，项英极力进行阻拦。幸而陈毅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策，坚持原有的计划，这才确保了新四军在苏常太地区以及上海周边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战斗。
“务必积极向东、向北拓展。”
秉持中共中央确立的东进北上的战略部署，陈毅在着力打造苏南抗日根据地之际，便开始筹划派遣部队渡江北上，以期拉开苏北抗日战局的序幕。1939年11月，陈毅委派张道庸更名为陶勇，并与其携手卢胜共同率领苏皖支队挺进江北，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等区域发起了激烈的抗日斗争。同期，他亦派遣管文蔚和叶飞所指挥的挺进纵队抵达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顺利构建了向北拓展的战略前沿阵地。
遵循中共中央制定的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陈毅在积极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之际，便着手筹划分兵北渡长江，以期开辟苏北抗日战场。1939年11月，陈毅派遣张道庸改名为陶勇，以及卢胜，率领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等地展开抗日斗争。与此同时，他还派遣管文蔚和叶飞指挥挺进纵队进入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在北方建立起了发展的战略据点。
国民党强烈不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新四军江北部队南移。1940年3月29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表示：“对于蒋介石、顾祝同要求江北部队南移的命令，最好置之不理。”他认为南移没有合理依据，这是国民党利用命令强迫我军南移，意图将其置于控制之下，是对我军的进攻形式，因此主张不予理睬。项英的这一立场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十多天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4月10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同意叶飞部队南调。4月14日和16日，他又提出可以允许江北部队南移。在袁国平前往第三战区谈判时，未经中共中央同意，项英便让袁国平回复第三战区，仅同意叶部南移，其他部队还需说服。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明确表示叶、张两团留在江北更为适宜，未来主要阵地可能移至江北。项英在4月20日收到电报后，立即回复要求叶部调回江南，强调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对争取苏北至关重要。项英认为，要争取苏北，就必须将已在苏北的部队调回江南，这种逻辑显得相当奇特。在电报的最后，他还抱怨部队部署上，他只能负责皖南与江南，他的意见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当天回复项英，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将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困在苏南狭小区域，以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并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中共中央强调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破蒋介石阴谋的关键地区。在与顾祝同谈判时，绝对不能答应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的南调。指示还规定叶、张两团及苏北部队均暂归中原局指挥，调动应遵循中央电令。尽管如此，项英并未听从，4月22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争辩江北局势已经稳定，不需要叶、张两团，南调反而会使江北孤立。他还强调南调既可缓和战区压力，又可增强反击力量，再次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党中央屡次发布指令，然而项英却对此置若罔闻，其病情已发展至晚期，药物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陈毅同志迅速执行，召集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与讨论。与会人员备受鼓舞，并对照指示对苏南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检查。然而，项英同志却拒绝传达指示，将任务推给了袁国平。项英同志认为中央已在路线问题上对其进行了批评，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辞职，以“掼纱帽”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央的抗拒。
项英的抗敌信念坚定不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同样明白，实施东进北上的战略对于新四军在敌后战斗和自身成长有着极大的益处。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何对这一战略方向持有疑虑，甚至表现出反对的立场？
众多文献指出，这一现象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有观点直言：“项英同志与党中央在路线问题上存在分歧，他堪称王明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些论述则断言：“皖南新四军的挫败，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全面失败。”然而，也有声音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将项英与王明关联起来并不妥当”。甚至有人提出，项英的问题“主要在于认识层面，是由于形势的演变，他的思想未能及时跟进所致”。
对项英同志坚定执行王明同志错误路线的说法，实属不当。在那个国共两党并肩抗日、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历史节点，新四军接受了第三战区的领导，其第四支队则遵从第五战区的指挥。只要这些命令对抗日事业有益，或不损害抗日大局，新四军便会予以执行。正如前文所述，项英同志始终铭记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对国民党方面保持了必要的警惕。在蒋介石对新四军下达的第一个行动指令——“出南陵”的命令中，项英同志便立刻察觉到了其中“借刀杀人”的企图。尽管这反映出他对执行命令的灵活性认识尚有不足，但也充分证明了项英同志并非对国民党的命令盲目服从。
提及项英深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这一观点实属合理。不仅因为他曾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了王明提出的“一切行动须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决策须服从统一战线”的偏颇主张，更因为他的一系列言论与行为，与王明的错误立场有着诸多相似。项英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把握显然不够深刻，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则。他常常担忧被指责为“破坏统一战线”，担忧引发与国民党的对立，因此屈服于国民党施加的各种限制与压迫。这正是项英对东进北上战略方针产生犹豫和抵触情绪的关键所在。
另外，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其重要性更为显著，那就是项英另有所图。
有资料显示，项英曾提出一项名为“三山计划”的战略设想，该计划意图在黄山、天目山、仙霞山等地建立革命据点。然而，也有文献提出质疑，指出所谓的“三山计划”，实则系当年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的山上设立的一个侦听机构。该机构负责在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则以“三山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活动，这一事实导致了后世对事件的误读。更有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其目的在于为发动的皖南事变寻找借口，以逃避责任。
“我们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对战略布局至关重要。未来若战争形势发生转变，我们即可凭借这一战略支点向皖南各县域扩张，并趁机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的控制，因此不宜将部队全部投入行动。”
项英所指的“特定情形”与“战局演变之际”，实则揭示了日本军队对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南部侵略态势。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关键领导人，项英肩负起领导皖、浙、闽、赣四省党的工作的重任，其对局势的这种前瞻性判断，从情理上考量都是恰当的。即便这种预判并非完全精准，也不宜有过多的苛责。项英凭借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积累的实战经验，始终怀揣着在山区展开游击战的愿景，将崇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内心才感到安稳，这种想法亦不难理解。
然而，问题在于，他不仅止步于预判与设想，更是将其付诸实践。他坚守皖南，意图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中，依托皖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他坚决反对皖南部队的调动，尽管身边已有三个主力团，但仍感兵力单薄，屡次请求江北部队南下支援，并希冀从苏南调集部队以支援皖南。总的来说，中共中央为新四军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进北上，但项英却努力强化皖南的防御，并为南进浙闽进行筹备，这显然与中央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
04
项英未能妥善维系与叶挺之间的联络，这一问题亦长久以来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之一。
叶挺，毕业于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曾是北伐战争时期的一位杰出将领，并且曾领导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自那时起，他流亡海外长达十年，不再是中共党员。
项英则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后来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且曾有两年的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各自的背景、军事理念、工作方式、业余爱好以及生活习惯均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也尚需深入理解。如果叶挺与项英分别担任新四军的军长与副军长，他们能否真诚合作，中共中央对此持保留态度。当李一氓准备前往新四军任职并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与他进行了谈话，鉴于李一氓与叶挺、项英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李富春特意叮嘱他需作为叶、项之间的调解人。
在汇聚南方八省众多山巅之上的红军游击队，构建新四军的过程中，项英与叶挺携手并肩，展开了一场紧密的合作。在延安、武汉等地，他们就新四军的组建方针、集结战术以及核心干部的挑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两人各自发挥所长，明确分工：叶挺依托其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声望，为新四军争取编制、经费、军械，洽谈集结地与进军路线，并在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对新四军的支持；而项英则专注于向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坚定立场，组织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集结。
项英向叶挺介绍了坚守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以及从延安来的众多重要干部。叶挺对新四军内这些干部的职位分配表示赞同，并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叶挺还向项英引荐了他动员而来的热心抗日的爱国人士。项英对他们加入新四军表示由衷的欢迎，并对他们的职位进行了细致的安排。例如，尽管留学日本却非共产党员的林植夫，被任命为敌军工作部部长。军需处处长的原定人选是延安来的宋裕和，他在1929年便担任红四军经理处处长，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叶挺的弟弟叶辅平，在北伐战争中曾担任叶挺独立团的经理处处长，同样拥有丰富的军需工作经验。
项英决定让叶辅平担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宋裕和则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样的配置不仅体现了对叶挺的尊重，也彰显了团结协作的精神。
文章中提到：“项英对叶挺怀有极大的敬意，对叶挺身着夹克、手持手杖的形象，始终未曾向人表露出丝毫的不悦。出于对叶挺生活细节的关心，他还特意安排了专门的伙房予以关照。”
自是，这些尊重实至名归，但对满怀抗日救国热忱的叶挺将军而言，最亟需的乃是他军长职权的赋予，以便他能够充分施展指挥之能，率领新四军英勇无畏、智勇兼施，对抗侵略者。然而，这种至关重要的尊重，叶挺将军却深觉失落。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令，往往未能由项英同志及时转达至叶挺将军。在军分会讨论决定新四军重大行动之际，叶挺将军常被排除在外。起初，新四军参谋处曾设于叶挺将军的种墨园，然不久后便迁往项英同志的住所。
“经由南陵一带的行动并非不可行。敌军侵犯长江上游时，南陵地区位于敌后，正是开展活动的有利时机。”到了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强调新四军应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并特别叮嘱：“请务必维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联名信，坚决主张接受叶挺的建议，即在新的四军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讨论和解决所有军政事务。中共中央在六天后迅速回电，对此表示同意。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旨在让叶挺能够参与到军政的领导和决策中来。但新成立的四军委员会由项英担任主任，叶挺仅被任命为副主任，这一配置并未真正改变项英独揽大权的现状，叶挺的处境大体上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8月6日，叶挺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同时亦告知当时正于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信中言及：“敌军对武汉的进攻愈发猛烈，形势愈发严峻。新四军肩负着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的重任，为应对未来敌军的攻势”，他计划亲自指挥一支轻装支队，深入苏南敌后，直至苏州、青浦、松江等地，“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的领导，加强各游击支队的建设”。然而，叶挺的这一雄图并未如愿实施。前线之行未能成行，在军部亦难有所建树，叶挺遂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表达了辞去军长职务的意愿。10月21日，叶挺以“请假”为名，离开了新四军，返回了故乡广东。
叶挺的辞意愈发坚定，此问题已无回旋余地。当前，新四军的争议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协商，以确定继任人选。至于新四军与八路军未来的种种问题，理应由党组织直接负责处理，这方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项英急切地期望确定叶挺的继任者，并明确要求新四军事务“由党直接管理”，这显然反映出他不愿叶挺继续担任军长。
“周恩来离去之后，叶项之间逐渐显现出和谐的氛围，但这种局面或许并非表面所呈现的那般真实，而是双方相互克制、暂时妥协的结果。”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在北伐战争以及南昌起义期间，叶挺曾先后担任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务，期间均配备了党代表，亦即政治委员。“在南昌起义之际，聂荣臻便是他的党代表，两人合作无间，显然不能断言叶挺对政治委员制度感到不习惯。”当时，叶挺与党代表均为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妥善处理”。而叶项之间仅维系着行政与抗日统一战线的联系，缺乏党的关系纽带。这便导致了双方在相处上遭遇诸多难题，难以实现和谐共处。
指出者认为，鉴于项英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及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双重角色，他理应坚决确保党对新四军的全方位领导。将指挥权交由非党员的叶挺，恐致党的军事领导权外移。这或许正是项英心中的疑虑。对此，我认为项英在处理此问题上犯了两个失误。
“江南新四军目前正面临困境，活动区域被缩小，行动受限，部队分散，编制和经费受限”，“唯有坚决且秘密地执行一部坚守江南现地区，主力向北发展的方针，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江北，方能保全武装力量，实现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叶挺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表示衷心拥护，并坚决执行，这正是党对新四军领导的体现。
另一常见误解是，人们将党的领导简化为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即项英的个别领导。然而，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实质上源于党中央，具体体现在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的贯彻与执行上。项英不仅未能充分尊重叶挺的军事指挥权，对军分会这一领导集体也未能给予应有的敬意，他时常独行其是，甚至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提出质疑，有时甚至出现抵制和抗拒的情形。正因如此，项英的个人行为导致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一度偏离了党的正确领导方向。
纵然叶挺存在些许不足与瑕疵，但在与项英三年共事的岁月里，二人之间的不和谐之音，其根本原因主要归咎于项英。项英对叶挺的信任缺失，成为了他们关系裂痕的症结所在。在涉及新四军发展方向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的立场分歧愈发明显，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05
1941年1月4日入夜，新四军军部与皖南部队，总人数达七千之众，自皖南泾县云岭等地出发，依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以及中共中央的妥协决策，开始向北撤退。至1月7日拂晓，部队抵达泾县茂林附近，却不幸遭遇国民党九个师和一个旅，共计九万余人的围攻与截击。在持续七昼夜的英勇抗击与激战中，新四军虽英勇无畏，但因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弹药和粮草均告匮乏，于13日晚不得不撤离阵地，各自分头突围。在这场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突然发动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仅有大约两千人得以分批次、分路径成功突破重围，历经艰辛，辗转抵达苏南和皖中地区。部分干部战士流散回家，或在皖南进行游击战。两千余人阵亡，四千余人被俘。军长叶挺在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时，不幸被非法扣押。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过程中英勇牺牲。项英及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成功突围后藏匿于山洞之中，却不幸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国民党内部的一股顽固势力。他们对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军、深受民众爱戴的英勇事迹，怀揣着无尽的嫉妒与恐慌，决心将其彻底剿灭。他们早已开始散播反共言论，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新四军。甚至，他们下达了限期北撤的命令，并调集了庞大的军力，意图在新四军北撤途中将其一举歼灭。在皖南，国民党原本部署了四个师和一个旅，为了增强对新四军的围剿力量，他们不惜削弱对日军的防御，甚至从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紧急调集了五个师的兵力。总的来说，这场令人痛心疾首、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长期蓄谋的罪恶阴谋。尽管如此，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最终得逞，新四军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这与项英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密切相关。
北移延误多次。
“向东行进，已有敌军部署，必须穿越两道封锁线，经历多次战斗才能与陈支队汇合。”同时，“前往苏南，地区条件不佳，处于敌友双方的夹击中，地域狭窄。”
在此阶段，陈毅、粟裕等屡次提议新四军军部应向东迁移至苏南地区。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致电项英、陈毅，明确表示：“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东迁苏南”，并指出新四军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是在苏南、苏北广阔的敌后区域，直至沿海数十个县，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要求按照这一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构。5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项英、陈毅，强调：“皖南军部应迅速迁移至苏南”，“在团结抗战的关键时刻，我军不应进入友党后方，而应挺进战争区域和敌后地区。”项英最初表示同意东迁，并要求陈毅派遣部队予以接应。然而，6月12日，项英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军部迁移工作已陷入停滞”，并表示，如果继续迁移，“很可能被对方抓住借口进行进攻。这一带的作战条件极为不利，因此目前我们只能采取待机迁移的策略。”
十月之初，陈毅将军指挥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黄桥战役中斩获了辉煌战果，有效打压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亦在10月之初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成功收复了泾县县城，并打开了通往苏南的云岭东大门。这一成就无疑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东迁或北移提供了绝佳的时机。10月8日与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连向叶挺和项英发出电报，明确指示，蒋介石已下令顾祝同、韩德勤对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实施“扫荡”，而皖南的战事与军部形势尤为危急，“军部应把握时机，迅速渡江，以皖东为基地，绝不可有丝毫延误。”（时机十分有利，务必抓紧。）中共中央强调“迅速渡江”，“绝不可拖延”。然而，项英却顾虑重重，反复陈述困难，未能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向叶挺、项英发布指令：“务必确保在12月底前全面启动行动。”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各部，必须在本年12月31日之前全部抵达长江以北地区。”由此，1940年12月31日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确立的最终期限。然而，项英却有意推迟了数日，直至1941年1月4日晚方才启动部队的转移。这四天的延误，为国民党军队完成了包围部署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为国民党方面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提供了口实。天时不顺，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青弋江水位急剧上升，至7日，北移的部队仍未摆脱泾县之境。
项英未能及时启动北移计划，其失误显然不可辩驳。因此，那些主张“重新评价”的人便从错误成因入手进行分析。有人指出：“错失北移良机，原因复杂多样。一方面，中央承担部分责任，未能对北移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便有所规定，亦时有变动。”直至1940年11月21日，中央依然表示：“你们可以推迟一个月至两个月。”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时间拖延归咎于项英个人。另有人认为，在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评估过于乐观，对时局的潜在风险估计不足；在北移态度上摇摆不定，作出北移决定过于迟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采取的是边走边看的策略，甚至曾有意拖延。
“蒋介石限定12月底完成移防，我们正积极争取再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需在本月内尽可能完成迁移。”12月16日、18日、20日，连续三天催促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对他们犹豫不决、缺乏决断的态度提出批评。电报中明确指出：“虽然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争取宽限期限、提供军饷弹药，但你们绝不可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也不要依赖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将他们可能提供的援助视为意外之事。你们必须下定决心，想方设法突破最黑暗、最不利的局面，实现北移的目标。如果有这样的决心和办法，即使遭受损失，基本骨干也能得以保存，发展前景依然光明；反之，如果动摇犹豫，缺乏办法和决心，在敌人的夹击下，你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仔细研读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所发出的这些电报，我们便能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拖延”，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斗争策略的解读；而“北移”，才是对新四军行动方向的明确指引。
项英北移延误，纯属个人因素。
“一致认同了直接挺进皖东，并分阶段渡过长江的策略。”然而，就在当日的转瞬之间，项英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决定即刻公开采用苏南的路线。”随后的数月间，他的计划屡次更迭。项英心中始终牵挂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的伤亡，这种担忧情有可原。但问题在于，不论选择先沿苏南进发还是直接北渡长江，北撤途中均不可避免地需穿越日军及国民党军的封锁线，遭遇袭击和损失在所难免。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他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抓住有利时机，果敢地突破困境，敢于以局部牺牲来换取整体的胜利。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危险。
当前，诸多客观挑战横亘在实施该方针的道路上，使得我们无法即刻付诸行动。“我们坚定地守护皖南阵地”，并罗列了五个确保能持之以恒坚守的条件。这种对在皖南阵地坚守不渝、寻求向南方拓展的执念，始终萦绕在项英心头，令他难以决断是否北迁。
北移路线选择不当。
在中共中央的严格指导和严格要求下，项英毅然决然作出了北移的决定。12月2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其目的是深入探讨具体的行动计划。在会上，他特地邀请了叶挺将军出席。会议期间，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并对每一个方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比较。
首选之策为沿东线路线，途经杨柳铺、孙家埠、郎溪等地，进而直抵苏南地域，并适时寻找机会渡过长江，进入苏北。此方案之优点在于，沿线已设有兵站，物资补给充足，地形地貌亦较为熟悉，且民众基础扎实；一旦战事爆发，新四军苏南部队能够提供有力支援。然而，此方案亦存在不容忽视的劣势，需穿越国民党军三个师的防御区域，一旦遭遇战斗，突围将面临极大挑战。
第二方案拟定了由铜陵出发，沿北岸横渡长江，最终抵达皖东的路线。这一方案的显著优势在于其路线较短，只需一天一夜的行军即可抵达长江之滨，且整个行程均处于第三支队的活动范围内，当地群众基础坚实。经过半个月的周密筹备，渡口已选定，船只亦已准备就绪，长江北岸还设立了专门的接应指挥部。尽管如此，该方案亦存在一定的缺陷：若部队未能一次性全部成功渡河，剩余部分可能面临来自敌方的夹击威胁；此外，若日军察觉到我们的行动，我们可能遭遇舰艇的拦截；江北沿岸的多数渡口均由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控制，一旦成功登陆，我们难免会受到他们的阻截。
第三方案规划了一条绕过茂林、旌德、宁国及郎溪等地的路径，沿着天目山脉蜿蜒南行，直至抵达苏南地域，届时将寻找机会渡过长江，进而进入苏北。若此方案得以实施，一旦迅速抵达天目山脚下，便能充分利用地形之利；面对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以六个团的兵力对抗其三个团，实力上足以应对。然而，该方案亦存在诸多不利之处，诸如路程遥远、耗时较长、对当地地形不够熟悉，以及群众工作基础相对薄弱。
项英鉴于第一、第二方案风险显著，力主采取稳妥的策略，最终采纳了第三方案。然而，历史的发展已无情地证明，这种向南迂回、向北转移的计策实乃非明智之举。我军不仅遭遇了第四十师的拦截，更不幸的是，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对于敌情的预估过于轻率，而对于自身实力的估计却过于乐观。再加上向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移动，为敌人提供了拦截的口实，这在政治层面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实际上，无论是第一方案还是第二方案，尽管面临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夹击，也并非全然不可行。当年12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分三批非战斗人员向东进发，最终抵达苏南，再北渡长江至苏北，其中就包括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率领的机关干部与警卫人员。在此之前，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一个营从皖南北渡长江，成功抵达无为县以东地区。尽管大规模部队北移的难度远大于小规模部队，但与后续的损失相比，所承受的损失还是相对较小的。
众多文献指出，项英有向南方迂回的意向，实则其目的在于浙闽山区探寻发展契机。然而，这一说法缺乏确凿的依据，不宜轻率推测；再者，近万名士兵组成的行军队伍，若要临时改变行进路线，谈何容易！
也有文献对项英鸣不平，指出南行绕道乃新四军军分会集体之决策，非项英一人之咎。实际上，叶挺在会上力挺首案，却被项英否决。叶挺不甘示弱，转而支持次选方案，依旧遭到项英的拒绝。这表明新四军军分会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即由书记作出最终决定。尽管叶挺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但作为列席代表，他的观点往往难以被采纳。
错误：指挥失误。
1941年1月7日拂晓，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北撤途中，不幸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拦截。战士们高声呼喊：“我们是奉命北撤，请战友们不要阻拦！”“枪口应对外敌，我们同胞何需相互射击！”同时，他们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抵抗，奋勇拼杀。第一纵队勇猛攻克球岭，成功占领了星潭东北方向的举山。第二纵队奋力攀登丕岭，沿百户坑向星潭发起了猛攻。第三纵队一路斩杀敌人，于午后抵达了距离星潭仅有六七公里的牛栏山地区。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层层阻截，原计划在7日午前与三纵队在星潭会合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7日下午三点左右，项英在百户坑山谷召集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共同商讨后续的行动策略。
叶挺深信，形势紧迫，我们唯有奋勇向前，绝不容许有任何退缩，退却便意味着走向灭亡。星潭是通往旌德的关键通道，攻克星潭，方能找到生路。叶挺透露，他已于上午亲自前往前线进行实地勘察，并已下令第五团第二营做好支援第二纵队进攻星潭的全面准备。他强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突破星潭，打破封锁，撕开包围。作战科长李志高与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均认同叶挺的观点。然而，项英却持有异议，他担忧强攻星潭将造成巨大牺牲，伤员难以得到妥善安置。若付出巨大代价而星潭依然难以攻克，局势将更加难以应对。
有人提出实施第二套方案：横穿百户坑右侧的山梁，另辟蹊径，从对面的坑口展开攻势。但该区域的地形与敌情尚未完全明朗，对地形的侦察与敌情的搜集至少需要数小时的准备，而当前形势紧急，时间紧迫，难以完成充分的侦察工作。若不先行进行侦察，贸然行动实属不明智之举。这一方案同样遭到了项英的否决。
当夕阳缓缓西沉，叶挺再次提出一策：鉴于正面战场的突破难以一蹴而就，建议迅速调整策略，转向国民党军势力相对薄弱的太平、洋溪、石埭一线寻求突围，甚至可以考虑向南方拓展至祁门、景德镇，以图一线生机。然而，项英对此仍持有不同意见。尽管他一直抱有向南扩张的雄心，但此刻他却辩称，向南进军实属踏入国民党统治区域，这在政治立场上难以自洽。
“时间即是胜利，我们不容许犹豫与缺乏决断。我的立场是，即便决定有误，我也将予以遵守。现在，请项副军长立即作出决定！”
鉴于特务团在晨间穿越高岭时并未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我方得以退守至里潭仓，复循高岭之路退却，转道太平，进而深入黄山腹地，伺机向东推进。项英同志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迅速作出决策，于夜幕低垂之时，部队沿原路返程。与此同时，他将原本的后卫部队调整为前锋，而军部则紧随其后，部署周密得当。
在这严寒的冬日，皖南山区连绵细雨，朔风凛冽，气候异常严酷。面对计划突然改变，指战员们心中充满了疑惑，带着不安的情绪踏上了蜿蜒崎岖的山路。直至1月8日午后，他们才意识到走错了方向，并非前往高岭，而是误入了濂岭。此时，特务团正与国民党军在濂岭对峙，无奈之下只得调头返回，重新向高岭进发。然而，当他们得知国民党军正在对高岭发动攻势。面对前方的重重阻碍，部队只得在夜幕降临后撤退至里潭仓扎营。
事后始知，在1月7日的夜晚，正当军分会扩大会议正陷入热烈的争论时，老三团与新一团在激烈的战斗中勇往直前，成功清理了星潭外围的障碍，其中新一团第一营更是勇敢地深入至星潭镇内部。遗憾的是，由于通讯设备落后，这一战果未能及时上报至军部。直至次日凌晨，第一营才得知部队已经后撤，于是从星潭镇撤离。假如采纳了叶挺的建议，当晚第五团加强攻势，星潭镇必然能被我军攻占，进而实现突破重围的目标。
在北移受阻、深陷国民党军重围的逆境中，正当关键时刻的战机稍纵即逝，应是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决策之时，但项英主持的作战会议却竟然拖延了整整七个小时。这种迟疑不决、顾虑重重的做法，无疑是导致严重失误的症结所在，错失了将危机变为转机的历史性良机。
在众多对项英的功过进行评述的文献中，鲜有学者为那场持续七小时的会议进行辩护。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提及那场会议，依旧会对决策者的犹豫不决与混乱的思考感到震惊，对于错失的绝佳脱困良机，心中充满遗憾，实在难以找到为其辩解的理由。
四、慌乱离队。
1月8日午后，顾祝同发布严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我部围剿之下，已陷入绝境，即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必须严密封锁现有区域，限定在接到电令后的十二小时内，集中全力一举将其全歼，务必防止其成员逃散。”项英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刻陷入恐慌，于次日清晨带领十余名部下擅自离开了指挥岗位，擅自行动。不久，他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当，于是于10日与附近的第五团一同返回军部，并向中共中央紧急汇报：“今日，我已回归队伍。前日，我曾尝试突围，但遭遇重重阻碍，部队被困于大矗山中，面临被全歼的巨大风险，临时情绪动摇，曾试图带领小队穿越小径，寻求生路。”他坦承：“此次行动严重失误，我静待中央的处分。我已下定决心，与部队共生死。”
在项英同志离别队伍的关键时刻，叶挺将军挺身而出，毅然担起了指挥重任，亲赴战场督战。12日，中共中央紧急发布电令：“中央决定，军事与政治行动的全部责任由叶军长与饶漱石同志共同承担，决策权完全交由叶军长全权处理。项英同志将随军北上，继续投身战斗。”
对于项英所犯下的那起重大失误，即便时至今日，依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有人将其行为称作“逃跑”，而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使用这一措辞。在我看来，项英的初衷实则出于试图通过分兵突围来寻求一线生机，这正是他曾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运用过的策略。但问题在于，在那个本应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危急时刻，项英并未与叶挺商讨应对之策，反而将将军长及全体指战员的安危置若罔闻，擅自离队。这一行为不仅引发了部队思想上的混乱，更对士气造成了严重影响。幸运的是，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次日便迅速归队，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自己也坦承“临时动摇”，并对此次离队的错误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样的定性已经足够严重。
第五大失策：在对其背景了解甚微的情况下，却过于信赖刘厚总。这一关键性的误判，终以项英的生命为牺牲。
“那是在1月16日傍晚，敌人撤退到大康王就餐之际，刘厚总突然从山的那一边攀爬而出，出现在我们面前。项副军长询问他的身份，我们告诉他他是副官刘厚总。项副军长随即回应：‘那就一起行动吧！’”
在往昔的两个月间，刘厚总不遗余力地在突围、转移与隐蔽的战斗中巴结项英，甚至有一次主动承担起背负项英渡河的重任。此举使得项英对刘厚总产生了好感，对他的信任也随之增长。有人曾就此提出警示，指出我们对刘厚总的背景尚且不明，不宜过于信赖。然而，项英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当他们抵达泾县南容乡石牛窝村的赤坑山时，便选择了山上的蜜蜂洞作为藏身之处。尽管洞名为“蜜蜂洞”，实际上却并无蜜蜂栖息，只因赤坑山顶的形状类似蜂桶而得名。洞内空间狭小，仅能容纳四人躺卧。其中，除了项英、周子昆及其警卫员黄诚，还有一位，按理说应是项英的警卫人员，但项英却选择了刘厚总。而警卫排的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人则被安排在半山腰悬崖旁的一处草棚中。令人称奇的是，刘厚总所携带的短枪仅能发射单发子弹，当他看到郑德胜的枪械性能优越时，便提出了更换枪械的请求。郑德胜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但项英却动员郑德胜将枪械转让给了刘厚总。
1941年3月14日凌晨，刘厚总手持郑德胜所赠的连发手枪，凶狠地连续扣动扳机，夺去了熟睡中的项英与周子昆的生命。紧接着，他又朝被枪声惊动的黄诚连发两弹。之后，他下山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岁月如歌，我曾踏上了寻找蜜蜂洞的征程。群山巍峨，绿树成荫，杂草丛生，蜿蜒的山路时隐时现，夜幕降临，我仍未找到洞口。直到1990年10月，为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泾县人民政府重新拓宽了通往山顶的道路，我才得以一睹蜜蜂洞的真容。抵达目的地，我不禁由衷地感叹，蜜蜂洞果然是藏匿于世间的绝佳所在。在攀登的过程中，我们边走边抬头仰望天空，却始终未能发现洞口。直至接近山顶，道路突然转向右侧，这才发现了蜜蜂洞的存在。然而，站在洞口，一眼望去，便能将山下的村落尽收眼底。这个洞窟隐藏在山中，一旦山下的风吹草动，便能迅速转移。若非叛徒刘厚总的出现，以及项英对其的盲目信任，为其行凶提供了可乘之机，项英与周子昆或许能够安然度过皖南事变。这实在是一幕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
关于换枪的细节，鲜为人知，在众多有关项英的文献与记录中，几乎未曾有详述。此信息，我乃是从郑德胜口中得知。当时，郑德胜身兼芜湖军分区的司令之职，而泾县隶属于该地区。纵使山河依旧，往昔的往事仍历历在目，郑德胜对换枪之事，始终怀有深深的关切。
简述项英最后两个月。
在度过那段充满突围与隐蔽的艰辛岁月后，项英反复深思的，无疑是他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失误。对此，他无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和端正的态度。根据幸存者黄诚的回忆，项英在突围途中偶遇周子昆时，眼中含泪，坦诚地说：“我军遭受如此重创，责任主要在我。一旦返回中央，我将主动进行自我审查，并请求相应的处分。”在螺丝坑的隐蔽地点，与李志高、谢忠良取得联系后，项英再次强调：“新四军的这次挫折，我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抵达延安后，我将向中央如实反省自己的过错。无论他人指责我何种观点，我都将坦然接受。”
在隐蔽的艰难时期，项英始终与被打散的新四军战士保持联系。即便身处逆境，他未曾忘记肩负的领导重任，对战友们反复强调：既要确保各自隐蔽安全，又要有序组织，统一行动。在联络到李志高等同志后，他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并指定李志高同志担任支部书记，谢忠良同志担任副书记。项英指出：“在隐蔽阶段，一切行动都应围绕支部这一核心展开。”此后，他又陆续与军部机关的政治协理员杨汉林、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等七十余人取得联系。得知已成立三个临时党支部后，项英进一步提出成立党的总支部，并指派杨汉林同志担任书记。他强调：“无论何时，尤其在环境恶劣的时刻，务必强化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亦高度重视寻找当地党组织，以确保突围行动在党的领导下顺利进行。
项英勉励干部战士，面对挫折，务必保持昂扬的斗志与坚定的胜利信念。在石井坑的激战中，第五团第二营的营长陈仁洪与副营长马长炎不幸遭受重伤。在上级领导的批准下，营部的侦察班与通讯班的战士们毅然将他们抬上担架，从战场撤离，并秘密治疗。两人后来与项英取得联系，终于得以相见。听闻他们的伤势已有好转，身边还汇聚了二十余位战友，项英喜不自胜，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项英表示：“尽管此次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依然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势头。从全局考量，我们依旧拥有强大的力量。切莫气馁，未来我们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目前敌军仍在搜山，你们要团结周围的同志，做好隐蔽，保存实力，力求实现共同突围。每位同志的生存，都是革命的宝贵种子，都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啊！”
“当前的条件堪称优越，相较于我们在赣南时期打游击的环境，已是天差地别。”刘奎牢记项英的教诲，当年五月便组建了泾（县）旌（德）太（平）游击队，并担任队长。他在皖南坚守阵地直至解放大军南下，民间流传着“打不死的刘奎”的美誉。
他勇于正视并直面错误，毅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立下坚定不移的决心，决心纠正错误；他意志坚定，即便遭遇挫折与失败，亦未曾动摇，即便面对生死的严峻考验，依旧保持着满腔斗志；他对党和人民忠诚无比，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楷模；他是我们永远敬仰与怀念的新四军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