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忠
吴忠（1921—1990），我国开国少将。自1933年投身红军，亲身参与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历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著有口述回忆录《吴忠将军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由陈楚三、李大震整理，美国华忆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六部分，内容涉及91至99页。其中，吴忠将军亲自指挥的坦克进攻战及前线战况的描述，成为公开发表的不多见的珍贵第一手史料。
（六）1979年对越反击战
一、建议坦克集中开路
在中越自卫反击战（注1）中，中央的战略抉择实为大胆之举。彼时，全球各国均对苏联怀有忌惮，即便是美国，亦对苏联心存畏惧。我们在外交的交锋中，时常对美国因惧怕苏联而发出的声音予以抨击；而今，越南倚仗苏联的支持，侵占了我方所支持的柬埔寨，此番轮至我国，亦需面对外界对我们的苏联恐惧的审视。
我们对于决策的勇气无需担忧，面对越南的挑战，我们采取了坚决的反击行动。然而，在具体的战役决策上，我们却显得有些谨慎。在许世友同志（注2）领导广州军区研究作战方案时，许多同志建议先攻占高平，也有人提出先攻打谅山。我亦倾向于先攻打谅山，因为高平之战难以达成全歼敌军的战果。我们的包围圈广阔，纵深达八十公里，要在此歼灭敌人，犹如海底捞针，俘虏自然不多。而且，重炮和汽车难以拖走，最终落入我手；除了战死和受伤的敌军外，俘虏大多逃入山区，活动空间广阔，我们难以通过搜山将他们全部捕获。这一情况我们事先已有预判，因此我主张优先攻打谅山。我提出，一夜之间即可完成对谅山的包围，距离近，我国境内的榴弹炮即可提供火力支援，榴弹炮射程可达十一公里。许世友同志却质疑这难道不是战略决战吗？我对此感到困惑，既然我们拥有绝对和压倒性的优势，为何要回避决战呢？
先攻击分散、弱小的敌人，再对付集中、强大的敌人。然而，与越南相比，我国明显处于强者地位，不能照搬此策略。应当先对付集中、强大的敌人，敌人兵力集中之处，即为我包围之处，我有信心取得胜利。战役决心的胆怯与战略决心的勇敢并不相称，其中的原因令人费解。
在战前筹备阶段，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莅临龙州检视筹备工作。我向他提出建议，认为应当优先攻打谅山，此举不仅能消灭敌军数个师团，即便敌军增援，亦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而高平之战，如同海底捞针，实难有所收获。韦国清同志回应道，中央决策已定，不可更改。
指挥作战的吴忠
战役于1979年2月17日打响，而我接到的免职令则是早在1月20日便已下达。该命令已传达到广州军区，各大军区亦均已收到通知；北京及其他军区的同志们告知我，他们已经看到了免职令；然而，我尚未收到。据悉，许司令员、向政委以及前指的其他领导经过商议，向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建议暂缓公布免职命令，待战争结束后再行处理。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对此表示同意，并准许我继续投入战斗。对此，我并不知情，直到从其他军区的人员口中得知免职令已被下达。我想，既然您已公布命令剥夺了我的任职资格，那么我就不再过问；若未公布，我将继续履行我的职责。
江燮元将军（注5）负责55军，部署在谅山方向；欧致富将军（注6）则指挥41军，在广西与云南的交界处围攻高平；我则负责龙州、水口方向，从东侧实施对高平的包围。我始终以党性为准则，即便未接到免职的正式命令，也依然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投身于战前的准备工作与作战指挥。在我负责的这个方向，我有一个设想。我国装甲兵的数量颇为可观，其建设历史已逾数十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均设有特种纵队和坦克部队，朝鲜战争中，我们也运用了坦克，但数量相对较少，仅有几个连，坦克多被用作火炮。然而，真正将坦克部队集中起来对敌发起攻击，这在装甲兵的历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集中超过200辆坦克进行攻击，这在装甲兵的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此次集中兵力较多，因此我建议将93军的坦克团调归我的指挥；同时，北京军区坦克一师的130自行火箭炮营调来后，起初归属于炮兵，但我提出这些是装甲车体，炮兵难以维护，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协同坦克作战，因此应当交由我指挥。于是，43军的坦克团（装备59式坦克，口径100毫米）、42军的坦克团（轻型21吨，口径85毫米）、水陆两用坦克营以及北京军区坦克一师的130自行火箭炮营，共计200多个装甲单位，我建议将这些力量集中使用，作为先锋部队开路。对此，政委表示赞同。当许世友同志莅临龙州，听取汇报时，对这一部署持保留意见。我与向政委坚持己见，最终许世友将军也同意了这一部署。
二、坦克集中使用成效佳
指挥所选址于510高地，我提出需设立坦克专用电台。在场者包括我本人、谷景生（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上甘岭战役期间的十五军政委，详注7），以及军委装甲兵作战处的郭处长、许延滨（军委装甲兵作战参谋，许光达同志之子）、装甲兵部的董副部长，还有炮兵部队的代表，以及42军政治委员勋励（详注8）。其他如42军军长魏化杰（详注9）和刘长义（音）同志，则位于基本指挥所。
战事初期进展顺利。我部43军坦克领先，42军紧随其后。原计划在三小时内攻克距国境线35公里的东溪县城，实则仅耗时两小时四十分钟即达成目标，成效显著。在指挥中心，我实时监听各坦克部队间的通讯，一旦发现异常即刻介入纠正。在攻占700多米高地的战斗中，步兵一度落后，坦克部队面临是否等待的选择，经过请示后，我果断指示他们无需等待，独立作战。当时有一辆坦克报告起火，指挥员处置得当，让乘员安全撤离，并在坦克爆炸后将残骸推移一旁，部队得以继续前进。事后得知，乘员并未成功撤离；我询问了指挥员，他解释说乘员试图将坦克驶向路边以便逃生，却不幸在移车过程中导致坦克爆炸，导致多名乘员英勇牺牲。
我军坦克部队的表现堪称出色。我们需争夺的战略要地，位于东溪与高平之间的弄梅隧道。此隧道虽不甚长，但若越军将其炸毁，我坦克部队将无法通行，清除障碍所需的时间将大大延长。幸运的是，越军并未炸毁该隧道，甚至桥梁也未曾破坏，最多只是进行了轻微的破坏。为此，我命令43军坦克团派遣两个坦克连及步兵营抢占弄梅隧道。然而，坦克团却谎报军情，尚未接近隧道就谎称已占领，此举竟得到了我的表扬。不幸的是，42军坦克团二营五连在进入隧道时遭遇敌人顽强抵抗，坦克损失五辆，在步兵支援下方才成功夺取隧道。战后，43军坦克团团长因谎报军情在武汉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而当时前线指挥由副团长负责。依我之见，其罪行应受到刑事处罚！
当坦克部队逼近高平时，不幸遭遇越军发射的苏制导弹袭击，连续遭受重创，我们的十一辆坦克被击毁，后续坦克因此受阻。唯一幸免于难的是最前方的那辆坦克，它勇往直前，直至攻入高平，从南门杀入，西门突出重围，沿途摧毁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在这场激战中，四名乘员中一人英勇牺牲，其余三人下车等待41军部队支援，却在西门被俘。在交换俘虏后，他们得以返回，后均退役。在我看来，这辆坦克在装甲兵史上堪称“英雄坦克”。他们的勇敢并非源于贪生怕死，而是由于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支援所致，这种处理实为不公。
42军坦克团共有106辆坦克投入战斗，抵达高平时，剩余73辆。虽然伤亡超过150人，损失较为显著，但这一结果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坦克部队在战场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起点至高平的80公里路程中，有几段峡谷绵延数十公里，两侧山壁上分布着众多自然洞穴，洞中藏有火炮和守军。若非坦克部队开路，步兵所需的时间将大大延长，恐怕三天之内难以攻克。正是这些洞穴成为了坦克部队的攻坚目标，它们最终都被成功摧毁。
反坦克地雷、美式M-16反坦克枪（此枪能穿透轻型坦克装甲，击中后短时间内产生高温，导致坦克内弹药在高温中爆炸）、40毫米火箭筒、82毫米无后坐力炮，以及首次遭遇的冰雹式导弹；第四点，越南军队在反坦克作战方面经验丰富，其反坦克武器部署得当，特别是在拐弯、盘山道等减速区域，这一点尤为明显；其次，他们设置了三层火力网，第一层为反坦克枪，第二层为火箭筒，第三层则为82毫米无后坐力炮，辅以重机枪和轻机枪，一旦你的车辆受损，你下车修理时便会遭受火力扫射；此外，一旦发现我们拥有两根以上天线的坦克，他们便会集中火力予以击毁。这些拥有两根以上天线的坦克通常是指挥车，包括连长、营长、团长的指挥车，因此此次作战中指挥车的更换尤为频繁。显而易见，他们在反坦克作战方面经验丰富。因此，此次坦克部队的战斗相当“畅快淋漓”，相较之下，步兵和炮兵则显得不够尽兴。面对这样的对手，如此众多的反坦克武器，以及如此丰富的反坦克作战经验，我们前所未有。这两个坦克团的优点和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的表现英勇无畏。
三、攻克高平茶灵广渊，撤军。
28日，我国即将发布撤军消息，坦克部队将悉数返回国内。那些被摧毁的坦克将被炸成碎片，并用车队运送回国，战场已彻底清理。自三月一号起，我方将不再拥有坦克部队。在向茶灵发起进攻时，我的指挥所位于南流。敌军在弄垭山口沿公路布下了一条长蛇阵，并巧妙地利用了众多天然洞穴。敌方的残余力量包括两个步兵兵团和一个炮兵团。此刻，战士们迫切渴望坦克的支持。42军的两个师经过两天的激烈进攻，进展缓慢；虽然第二天攻下了弄垭山口，但面对茶灵的长蛇阵，我们未能取得突破，敌人的防御异常坚固，我方损失惨重。三月二号晚上，大雨倾盆，我坚决要求攻克茶灵。战士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成功将敌人分割成数段，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最终攻下了茶灵。我注意到，124师的大部分战士帽子已经遗失，裤子也被撕扯得破烂不堪，有的甚至变成了裙子，但他们情绪高涨，笑容满面。看到他们吸烟的样子很有趣，一人吸一口，然后传递给下一个人，直到整支烟被吸完，再一起扔掉。
韩怀智同志，身为54军的一员（现任副总参谋长，注10），率领一支师团，受命自弄垭山口北进，向南攻取广渊。他们迅速得手，与42军125师顺利会师。这样一来，我方手中便拥有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高平至弄垭山口，再至广渊、复和直至龙州的公路；另一条则是高平至弄梅隧道，经东溪至复和，直至国内的线路。这两条线路的建立，使得伤员的运送、弹药的补给以及炮兵的调度都变得更为便捷。此次战役，共攻克了六个县市（包括五个县城及一个省会），坦克部队的表现尤为出色，42军和54军均表现出色。
遗憾的是，缺少了许延滨的录音机。前一天激烈的战斗持续至夜幕降临，43军坦克团传来捷报，称已攻占弄梅隧道。我在报话机上对他们的英勇表现予以表扬，这些信息都是由许延滨传达的，而他的录音机也录下了这一切。当晚，我特意留下了许延滨，考虑到许光达同志仅有这一个儿子，且内部情况错综复杂，敌人全民皆兵，四处出击，因此决定留下许延滨，让他深入了解125师的情况。尽管他坚持要去，我还是劝他留下，最终他留在了那里，因此那场战斗没有留下录音。坦克部队的表现堪称出色。
在510高地，指挥所遭遇三枚炮弹袭击，导致二三十名人员受伤，主要影响的是警卫连。与我一同行动的女护士小曹，腿部遭受二十多处创伤，尽管如此，她依然坚强不屈，拒绝下山。军政委勋励同志只受轻伤，许延滨也仅是臀部受到撞击。我们自东溪出发，乘坐敞篷车时，警卫连战士突然惊呼“屁股被打中了”，但不知子弹来自何方。在攻占茶灵时，我乘坐吉普车，三十八医院的护士小周和张秘书让我居中而坐，他们则坐在两边，意图是先挡下两边可能飞来的子弹，保护我。我问：“难道子弹是从前方来的吗？”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小曹护士在医院处理后，又随部队追击，直至高平，尽管受伤仍坚持前进。我提议授予她二等功，最终她获得的是三等功。更换下来的护士小周后来与我的司机小杨喜结连理，两位都是山东人。
在此次战役的筹备阶段，领导同志们依次编号，司令员被定位为一号，而政委向仲华同志则是二号，紧随其后的是江燮元同志，依次排列至常委。黄荣海同志紧随其后，而我的编号则是紧随其后的五号。遗憾的是，黄荣海同志未能参与此次作战，导致欧致富同志的编号上升至四号。我对此有所感触，认为这与我接到的免职命令不无关联，但上级对此表示认可。当中央慰问团抵达时，需确保欢迎慰问团的报道见报，我向许世友同志请示，他指示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因此我再次被安排在欧致富同志之前。
自东溪之战取得进展，部队迅速推进至高平城下。20日，接到许世友同志的电报，指示由欧致富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攻打高平，从而解除了我的指挥权，甚至连协助的任务也不再承担。尽管如此，我仍坚守前线。任务虽无，我前往42军军部拜访肖剑飞部长，坚持党性原则行事。肖部长是总参派来的观察员，同时也是训练部副部长，党性坚定。我要求42军立即向欧致富副司令员汇报现状，并通过电报告知欧副司令，此后将由他统一指挥。在高平城下等待了两天，41军尚未抵达，原定的合围计划得以实现，周边山头已被攻克，但41军迟迟未至。我考虑让42军先行入城。随即向许司令和向政委发出电报，鉴于可能面临越军大部队增援的情况，建议如果41军两日内无法到达，54军应暂缓攻打广渊，优先迅速攻克高平，不宜拖延。不久后，收到许世友司令的电报，得知军委已批准，同意由我负责指挥攻打高平，并指示韩怀智同志率162师当晚前往那维报到。韩怀智同志行动迅速，部队当天夜间出发，天未亮便已抵达。41军在高平攻克数日后才到达，我找到了41军副军长毛余，他带着121师，见到我时泪流满面，称“弹尽粮绝”。此时，42军已攻克高平，正向茶灵方向发起进攻。毛余表示，他的部队分散，没有公路可通，炮火、坦克都无法到达，唯有步兵能够前进，且伤亡惨重，300多名伤兵伤口化脓，无法后送。我指示42军的勋励同志将这些伤兵通过东溪转送回国，并为毛余补充了粮食、罐头、弹药等物资，还将韩怀智的130火箭炮营配属给他，以便在敌人增援时进行反击。直至攻克茶灵、广渊，撤军回国，我与欧致富同志均未会师。毛余和勋励同志后来在坦桑尼亚担任顾问，目前则在广州军区任职。
攻占高平时，当地的关键桥梁、工业企业和广播设施是否应该被摧毁？我向总部发电报，提议摧毁这些设施，以加大对越南经济的打击力度。总部复电，指令全面摧毁所有工厂、桥梁、隧道、广播站以及公共设施，包括省政府的办公大楼。我们随后锯断电线杆，收缴高压电线，实施了彻底的破坏行动。
战事中损失惨重。42军伤亡人数超过三千，129师亦然，共计约四千人，伤亡比例不过三分之一，其中最高级别的是一位副师长；装甲部队方面，126师水陆两用坦克团的政委不幸牺牲。若再加上54军与43军的两个师，伤亡总数约在五六千人之间。缴获的炮弹数量颇丰，却无法带走；炮兵的表现尤为出色。
在越南战场，我军战士们携带的口粮仅够维持三天，第四日便面临断粮之境。压缩饼干质地不佳，口感不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某些罐头食品内竟装满了白菜帮子，战士们对此抱怨连连；而肉罐头则多为肥腻的五花肉，几乎半罐都是油。相较之下，美军的战场食品供应显得更为完善，黄豆牛肉罐头内含有胡萝卜，既美味又富含营养；此外，还附赠三根香烟、几根火柴和一包咖啡。
【注释】
注1：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正常化，越南政权开始全面倒向苏联，特别是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其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愈发膨胀。越南政权一方面刻意加剧中越关系紧张，频繁挑起边境冲突，侵占我国领土，另一方面在1978年年底，竟然悍然派遣军队入侵柬埔寨。为捍卫我国边境安全，遏制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势头，我国于1979年2月17日，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役目标达成后，至3月16日，所有参战部队已全部撤回境内。
注2：许世友（1905年2月—1985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以及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在“文革”期间，他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及党委第一书记，并成为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以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和东线总指挥。
注3：韦国清（1913年9月至1989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赴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公安军副司令员、广西省长及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以及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还身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及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和十二大中，他分别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并在中央政治局担任委员。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韦国清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注4：关于向仲华，可参阅本书“发言风波”部分的注解4。其在越战期间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一职。
注5：江燮元（1914年11月至1990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副军长、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以及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江燮元同志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职。
注6：欧致富（1913年11月—199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解放军师长、军分区司令员、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以及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注7：谷景生（1913年7月—2004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军政委、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解放军防空军副政委，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等职务；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担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注8：勋励，1926年5月出生于我国。曾担任解放军团长、师长、师政治委员、军级副政治委员，并在坦桑尼亚担任军训团团长及政治委员。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担任42军政治委员一职，战争结束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注9：魏化杰（1922年11月至2013年6月），曾担任解放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代理军长，以及广东省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他担任了42军军长的职务。
注10：韩怀智（1922年4月至2003年4月），曾担任解放军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解放军师长、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务。此后，他升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和副总参谋长。1955年，他荣获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大校，并于1988年荣获中将军衔。在1979年的对越作战中，韩怀智担任54军军长。
注11：黄荣海（1916年8月至1996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师长、副军长，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革委会主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他曾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参与对越作战期间，黄荣海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职。
注12：肖剑飞（1917—1993年1月），自新中国诞生以来，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副军长，福州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以及总参谋部测绘局副局长等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并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在1979年的对越战争中，他担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
注13：毛余（1926—1994），曾担任解放军副团长、团长、副师长，以及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等职务；1979年参与对越作战期间，担任41军副军长一职。
越自卫反击战最年轻者
开国将军令越军胆寒！
吴忠，1921年诞生于四川广元。家庭原本境况尚可，然而在吴忠年仅9岁之时，家中不幸遭受土匪的洗劫。随后，红四方面军途经广元，12岁的吴忠便与兄长吴光玉携手投身红军，自此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
在红军序列中，红四方面军以勇猛无畏、视死如归而闻名，其中尤以许世友将军最为显赫。1933年，红四方面军面对四川军阀刘湘指挥的六路大军，总计二十万兵力，在飞机支援下的猛烈进攻，发起了震惊一时的反围剿战役。总指挥徐向前巧妙地运用了“先收后打”的战术，将战场缩小至数十公里险峻地带，随后发起猛攻。当时，担任副军长的许世友挥舞大刀，进行白刃战，刀刃在激战中卷曲。吴忠也在这场激战中与敌军短兵相接，亲身领略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无畏。尽管红四方面军最终取得胜利，但代价惨重，吴忠的兄长吴光玉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年后，吴忠晋升为营级干部，彼时他年仅15岁。
随后，吴忠抵达陕北，投身于抗大学习，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革命先辈共同研讨，充实了自身的文化与政治素养。在此期间，吴忠秉承红四方面军的英勇精神，屡经恶战。例如，他率领58团与国民党赫赫有名的大刀队181旅米文和部队展开激战，最终战胜敌军，换上了缴获的181旅装备，自此由杂牌团蜕变为主力部队，被誉为“吴忠团”。此后，在张凤集的激战中，他再次与国民党名将胡琏展开了生死较量，此举受到了邓小平的赞誉与嘉奖。
攻克高平。
首先，随着朝鲜战争落幕，我国成立了首支机械化步兵师，吴忠担任师长。他在指挥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而此次战役标志着我军机械化力量的首次实战应用。其次，在越南战争期间，吴忠曾赴越考察，对越南地形及敌情有深刻了解。接到任务后，他迅速深入部队，进行全面检查和部署，并提出了作战方案。方案中，进攻高平有三条路线可选：水口关路线道路条件优越，但敌军防御重点在此；那花路线敌军兵力薄弱，但路程遥远且路况极差；布局关路线防御薄弱，路程近，但道路状况不佳，部分路段尚未完工。最终，吴忠选择了第三条路线，尽管路况较差，但通行问题不大，且距离较短，有利于实施奇袭。
1979年2月17日的拂晓，战鼓擂响，我军调集了百门以上的重型火炮，展开了长达15分钟的猛烈炮击。吴忠将军毅然将指挥所前移至距离前线仅数百米的区域。此处险象环生，一枚炮弹落下，便导致三人受伤。42军政委勋励突然发出一声惊呼：“我的背上好烫！”众人一看，原来一枚高温弹片已深深嵌入他的衣衫之中。布局关的攻击一举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敌人对此毫无防备。我军坦克部队迅速推进，以雷霆万钧之势前进了32公里，成功占领了高平前沿的关键阵地——东溪，比许世友将军所要求的3小时时间提前了整整十五分钟。这一战，打得越南军队措手不及。当我们的坦克驶入东溪的街道时，越南守军误以为是友军坦克前来支援，竟试图上前致意。待他们看清坦克上的五星红旗后，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中国的军队，于是惊呼连连，仓皇逃散。一队越军士兵乘坐汽车驶入东溪，径直开到我军坦克面前，他们一下车便成为了俘虏。战斗随即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梯队紧随其后，但他们的行进却并不顺利。由于路况不佳，加之第一梯队坦克的压迫，第二梯队的推进受到了严重影响。越军得知我军占领东溪后，便炸毁桥梁，阻断道路，甚至炸开了一座水坝。这使得第二梯队的部队被困在路上。一半的部队成功通过了水浸区，却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而停滞不前。后面的部队无法前进，战士们被困在车辆中，不知如何是好。
吴忠疾驰至战场前沿，眼中闪过怒火。“即刻传令给渡河的坦克部队，严禁停歇，不得等待后续部队，必须持续向东溪进发，迅速与先头部队汇合，随后沿4号公路直扑高平！”“你们的步兵怎么搞的？解放军的步兵何时养成了这种坏习惯，离开汽车就失去了行动力？快去，命令所有步兵下车，徒步前进，追赶坦克部队！”这番话是对政委勋励下达的。勋励同样勇猛，在战斗中，他的衣物被弹片划破，鲜血染红了衣衫。听到这，勋励的面色一红，立刻脱下大衣，徒步追上部队。政委的行动带动了战士们，他们也纷纷下车，徒步穿越水域障碍，向东溪奔跑。吴忠也准备带着指挥所前往东溪，总部工作组郭世荣提出调一辆装甲车给吴忠，并派两辆坦克进行护卫。吴忠却道：“老郭，你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怎会如此糊涂。那些只能彰显威风却毫无实际作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坦克都不可靠，还有什么能靠得住？”说着，他拿起冲锋枪挂在肩上，戴上钢盔：“我们就这么进去。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人就继续前进，这样最保险。”随后的战斗中，吴忠将军便是如此，手持冲锋枪，徒步穿越山岭森林，从东溪至高平，再从高平返回国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乘坐过任何车辆，全凭双脚行走。当时，吴忠将军已经五十八岁。这其中，既有勇气，也有毅力，更蕴含智慧。
须知，越军惯于采取小规模袭击战术，他们特别青睐的目标是那些天线高耸、随行护卫众多的装甲车。勋励政委不幸中弹，原因正是在指挥车中，当时恰逢夜色笼罩，随坦克行动，不幸遭受越军火箭弹的猛烈袭击。勋励政委是我军在对抗越军的自卫战中唯一负伤的军级指挥官。吴忠同志因不乘坐车辆，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越军的首要攻击目标。吴忠同志抵达东溪后，迅速与先头部队汇合，并继续向高平外围推进，迅疾占领了战略制高点。
3月5日，我国正式宣布撤军，吴忠将军率领的部队荣耀凯旋，回归祖国。直至目送最后一名战士跨越国境线，吴忠将军方才登车返国。在这场战斗中，吴忠将军临危不惧，果断决策，英勇善战，成功歼敌逾万，出色地完成了既定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