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章，系杭州大学（后与浙江大学实现合并）历史系1977级校友。早年投身党政机关，后毅然决然辞去公职，投身商海。其文采斐然，著作颇丰，包括《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以及与他人合著的《唐诗之路话诸暨——诸暨唐诗三百首》等。
原题
交“白卷”成英雄
张铁生因高考作文红遍全国。
作者： 陈侃章
愁云密布的城池，张铁生恐怕做梦也未曾料到，一场“文化考查”竟为他的人生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一时间，他成为了朝野瞩目的宠儿，神州大地上的“英雄”，吸引了无数人的景仰与膜拜。
此时的社会生态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作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决定。
自1966年高等教育机构暂停招生以来，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教育领域陷入混乱。对此，伟大领袖深有体会，遂发表了一番具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大学仍需继续开办，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理工科大学的开办。然而，学制必须缩短，教育需要进行革新，无产阶级政治应成为主导……学生选拔应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产生。”这段讲话于1968年7月22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在探讨“工与农”议题之后，毛泽东并未止步，他继续寻求补充和完善的机会。不久，当《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计划刊登《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文之际，姚文元将稿件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审阅过程中，及时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从有生产实践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至此，“工农兵学员”这一概念得以完整成型。该文于1968年9月12日正式发表。
招生终止的现状持续至今，直至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求报告》。该文件的核心理念在于：废止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体系，转而面向具备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体招生。文化程度要求与初中水平相当，招生流程采用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和学校复审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
依据既定的招生方案，今年北京大学将录取2000名学生，清华大学则录取2100名，招生范围主要涵盖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三省、广东、江西等地区，以及中央直属的工厂、矿山和企业，以及解放军部队。新生将于今年的9月至10月期间正式入学。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召开，并据此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该《纪要》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并获得同意，随后由中共中央予以转发。其中广为人知的“两个估计”便源自此《纪要》，并因此成为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重要指导文件。
在1971年，全国范围内并未进行招生工作。然而，到了1972年，遵循《纪要》的精神，共招收了13万名学员。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转发的《招生工作意见》中，融入了周恩来总理关于重视基础知识的观点。该意见对《纪要》进行了两处关键的修订：一方面，明确提出了“确保学生具备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入学条件；另一方面，对拟录取的人员实施了“文化考查”。在“文革”激情澎湃的时期，提及“考试”二字不仅难以启齿，甚至被视为对“工农”的压迫，若继续使用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此处采用了“考查”一词来弱化其含义，并附加了允许各地进行试验的条款。
张铁生正是在“文化考查”这一特殊时期，步入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张铁生的“答卷”事先准备。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士，生于1950年。在中学时期，他的学业成绩属于中等水平。196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农村插队，先后在兴城县的望海公社和白塔公社安家落户。据毛远新披露，张铁生曾担任生产小队长，因所负责的牛群中有一头牛不幸患病，他亲自牵牛四处寻医，但终究未能挽回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他学习兽医的决心，于是他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1973年6月29日，辽宁省兴城县对推荐生进行了文化考核，次日的6月30日则进行了理化考试。面对试卷，张铁生感到难以应对。然而，除了文化课之外的政治觉悟，却唤醒了他内心的觉醒。于是，他毅然翻转试卷，从笔记本上抄写了事先准备好的致“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时任最高领导的高度关注，并被赞誉为“一篇战斗的檄文”。信件全文超过1000字。
本文主题阐述了我作为一名热忱投身农业生产的青年。因时间紧迫，未能充分复习，面对试卷上的题目，我只能无奈地望而却步，心中充满遗憾。对于那些不务正业、逍遥度日的所谓“书呆子”，我深感不公，他们对考试的垄断让我心生反感，这让我倍感委屈。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或许将剥夺我的入学资格，将我自幼的理想彻底取代，这便是我最坚定的理由。
张铁生进一步阐述道：“我自幼生长于城市，多年来历经磨练，尤其在思想感情与世界观的形成上受益匪浅。我的政治立场和家庭背景都十分纯洁。就今天的物理化学试卷而言，若给我两天充足的时间进行复习，我自信能够取得满分的好成绩。”
张铁生在信尾坦诚地揭示了他写信的真正意图：“我心中所怀揣的理想与所求，便是恳请各级领导在此次的考生名单中，能够对我这个队长一职给予考量，在此深感期盼。”
毛远新嗅觉敏锐，理念先进。
毛远新的非凡身份自不待言。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他迅速崛起。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主任，毛远新则位列第二，担任副主任，同时兼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其晋升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最。
1968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毛远新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他不仅是废除文化课考试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对《纪要》内容深表赞同的坚定支持者。国务院通过第39号文件发布了“招生工作意见”，其中对“文化考查”的提法，毛远新表达了强烈的抵触和独到的见解。
毛远新曾提及：“1973年夏日之初，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席指示我前往知识青年聚集的地区展开调查，旨在倾听他们对大学招生政策的看法。”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0日至30日举行，若此言属实，则表明那位教员当时对设立“文化考查”环节持有保留态度。此举无疑为“张铁生白卷事件”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阅读毛远新的文章，不难推断他们叔侄间的交谈发生在1973年8月28日之后，而彼时，张铁生已然步入了他事业的高峰期。
事实上，早在1973年7月10日之前，毛远新就对文化考查事宜提出了明确且坚定的反对立场。在7月10日举行的“辽宁省文化考查座谈会”上，他的发言篇幅冗长。深入剖析其讲话内容，不难推测这可能是多场讲话内容的整合。其核心观点主要包括：
1、若依照分数高低从工农兵中挑选学生，此举不仅会干扰政治工作的开展，还会对生产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并违背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精神。
2、我对所谓的“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并无兴趣。尽管有人提及国务院的39号文件有所规定，但我却坚持认为，主席曾明确指出，应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体中选拔学生，这同样是一条不容忽视的规定。
3、文化考察并非仅仅是业务层面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广泛影响，实乃贯彻落实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大课题。
4、在发表讲话之际，毛远新透露，他平日里常与中央主管教育的迟群保持沟通，并且屡次引用主席的言论作为支撑，以此彰显他所述内容的依据与权威性。
得知张铁生在理化试卷背面留有信件，毛远新欣喜若狂，即刻拨通锦州市招生办的电话，迅速将考卷与信件送往沈阳。审阅过后，毛远新深有感触，认为“张铁生的文字，让我感到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共鸣。”因此，他与辽宁省委共同决定，将张铁生的信件公诸于报，并主动请缨，撰写了编者按。
张铁生在物理化学考试中似乎呈现了“白卷”，然而在探讨大学招生方针上，他却提交了一份充满洞见、引人深思的论述……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选拔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和下乡知识青年进入大学，这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赞誉……文化考核的核心在于考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仅仅是中学知识的记忆量？选拔的关键依据，是候选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持续表现，还是文化考试的成绩？是激励青年深入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勤奋钻研本职工作，还是引导他们脱离革命实践，闭门苦读？
如此，《辽宁日报》于1973年7月19日以《一份引人深思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来信及编者按语，并将其置于头版显著位置。
由著名导演毛远新执导，实力派演员张铁生担纲主演，话剧《白卷英雄》正式拉开大幕。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白卷英雄"走红全国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引人深思的答卷》为题，刊载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来信，并附上了编者按语。该信件针对教育领域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提出了一项关键议题，确实引人深省。自五年前毛主席提出“应从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他们在学校学习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以来，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工作一直在持续深化。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推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更大成效。
《人民日报》的标题亦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与《辽宁日报》如出一辙。文中着重指出，张铁生在信中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问题，的确引人深思。”这一表述流露出他对1973年“招生工作意见”的强烈不满。显而易见，这种突破常规的行为，非经最高指示不能为之。
查阅《毛泽东年谱》1973年8月10日的记录，约有一页篇幅专门介绍了《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关于张铁生递交“白卷”事件的报道。文中特别引用了张铁生来信中的内容，并对《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进行了重点引用。随后，文中记载：“此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进行转载，并围绕恢复高考制度议题展开讨论，纷纷撰文、发表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实施文化考试为‘复辟’，视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攻’。”
“张铁生是你们辽宁人，你和省委的同志们都要认真阅读。那篇编者按语也写得不错，你们要好好学习。”
毛远新明确指出，这篇“编者按”出自他的手笔。起初，毛主席对此持有疑虑，但随后转而表示赞赏。毛远新进而详细介绍了张铁生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闻言便言：“正是要选拔这样的青年步入大学之列。他在试卷背面所书之文，堪称一篇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战斗宣言。”
请问张铁生是否参加了“十大”会议？毛远新表示他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席则回应道：“他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为何不让他参与其中？党章中不是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勇于对抗潮流吗？既然他尚未入党，那么辽宁省委为何不积极吸收他成为党员呢？”
毛远新提及，在1973年召开的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主席再度提起张铁生的事迹：“辽宁涌现了张铁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则认为他值得肯定。关键在于敢于逆流而上。”
“白卷英雄”张铁生踏入大学校园，其备受关注的“新闻”画面，竟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
查阅《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12月15日夜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及了李庆霖与张铁生的事迹。他指出：“辽宁地区曾公布张铁生的一封信，引起了一些争议，认为这是不妥的。随后，即便在《人民日报》上有所报道，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
在1974年辽宁省举行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之际，纪登奎向辽宁省委拨通了电话，告知依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为辽宁增设一个代表席位，并指定张铁生为候选人。翌年，张铁生在 全国人大会议上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这一突如其来的晋升，恐怕连张铁生本人都未曾预料到。
工农兵学员海报
工农兵学员结业鉴定表
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张铁生同志的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等文章纷纷涌现。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高校招生工作请示报告》，对上一年度的招生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重申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使得“文化考查”这一环节被彻底取消。“一封朝奏九重天”的效应立竿见影。文化大革命由此进一步深入发展。
毛远新的执念、回避与误判
毛远新的身份及其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得以洞察外界难以触及的往事。若他能够坦诚地记录下来，无疑将为当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补充。例如，他所回忆的事件在《毛泽东年谱》中也有所记载，但角度与措辞却各有千秋。对于这些差异，相信读者们定会形成自己的见解。
1、不期然地，或出于有意，亦或是无意，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迈入五十华诞之际，恰在2023年8月，毛远新于《新文化研究》微信号上推出了《张铁生的答卷》。这篇标题与他在五十年前所确定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如出一辙。半个世纪的光阴荏苒，毛远新仍旧回首往昔，旧调重弹，深情缅怀。
2、毛远新表示：“中央此次（1973年）的招生规定，针对的对象并非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那些拥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然而，毛远新的回忆存在偏差。实际上，1973年的招生政策明确指出，只需具备二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即可，而“三年以上”的资格要求，早在1970年6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提交的招生请示报告中就已经不再适用。
3、毛远新故意避谈张铁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试图掩盖此事背后由他一手操控的事实。
（1）张铁生所处的兴城县，当年的文化考试成为了一项试点项目。试卷难度适中，并且采取了开卷考试的形式，学生们得以在查阅书籍的过程中完成测试。在考试临近之际，张铁生拥有了充裕的复习时间。
（2）在公社文化考查的时期，张铁生曾向领导递交过一封求学的信件。面对此次理化考试的困境，他迅速取出那本绿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从中抄录了之前预备好的，致“尊敬的领导”的信函。这并非临时之举，而是事前有所准备。
（3）张铁生的生父在解放前担任粮业油坊的股东，公私合营政策实施后，他每月可从出租房屋中获得租金，并领取固定的利息收入。然而，根据当时的政治审查标准，张铁生的个人政治历史并不清白，与他自我陈述的情况有所出入。
（4）随着考试帷幕的落下，张铁生径直赶往昔日恩师、现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办公室，恳求得以录取。
在《辽宁日报》刊发张铁生来信的前夕，毛远新曾派遣人员赴兴城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对于这些细节，毛远新心知肚明，然而为了实现其目的，他选择了对此避而不谈，至今未曾透露半个字。
4、毛远新曾言：“彼时我之目标，不过是想在辽宁掀起一场广泛的大讨论。”实际上，他在《辽宁日报》发表文章之际，亦是通过“新华社内参”将此事上报至高层。他深知，最高领导人的理念与他相吻合，或许可以从局部出发，逐步扩散至全国。
5、毛远新在其回忆文章中，并未提及对张铁生来信进行过重大删改的内容。
自“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国家文物局于1976年11月公之于众了张铁生当年所写信件的影印副本。经过与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及8月10日的《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张铁生信件进行对照，我们发现信件在发表前经过了修饰，其中被删除的关键内容主要包括：
（1）“这群热衷于大学的群体似乎将考试独占了。他们享受着自由的生活，致力于个人奋斗，而我的付出，却是为人民的热情和无私的劳作，以及真诚的奉献。为何我被派至此地？总感觉心有不甘。”
（2）我的困扰之处恰在于此：数小时的书面考试，或许将剥夺我的入学资格。对此，我不再多言，内心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慨。自幼以来的梦想，如今似乎已被现实的工作所取代，这一变化成为了我唯一坚持的论点。
如洗，胜牛。
（4）“我衷心期望并恳请各位领导在此次入学考试中，能够对我这位小队长给予适当考虑，不胜感激。”
转瞬间，“白卷英雄”的故事已步入“白头说玄宗”的时光。回首工农兵招生制度实施之下的7年6届，共计吸纳了约94.5万名学员。具体来看，1970年9月至次年3月，招生人数约为9万；1972年，招生人数为13万；而1973年至1976年（1977年3月入学），招生人数约为72.5万。换言之，自1973年起入学的所有学员，都受到了“张铁生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的成长道路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起伏波动。
当张铁生事件爆发之际，邓小平已重掌副总理之职。确切地说，是在3月9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他得以恢复党内生活及副总理的职务；随后，于3月29日，这一消息正式对外公布。紧接着，在同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尽管他对张铁生的荒唐之举有所耳闻，但在那样的时局之下，他尚无法发声，唯有选择缄默以对。
如果稍稍拉伸下从社会泥沼中走出来的历史镜头，就更能体味到教育部长刘西尧那句话的真切：“没有邓小平，要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
毛远新在委托叶永烈着手撰写传记时，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务必搜集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真实性的关键不容忽视。”这一要求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毛远新着手描绘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时，读者对他提出同样的高标准也并无不妥。遗憾的是，毛远新所撰写的作品并未完全达到客观真实性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他有意回避的资料，其实都是公开可查，易于获取的。
自古至今，世事纷繁，既有风霜雨雪，也有阳光明媚。回首往昔，心中满是困惑，只是尚未到达可以尽情倾诉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