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派遣其亲信胡宗南紧急飞往南京，密谋一项重大计划。这项计划，便是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攻势。胡宗南一到南京，便与蒋介石彻夜商议，拟定了一份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
然而，当此方案尚在胡宗南麾下高级将领的耳目之外，便已通过中共地下党之手，以及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秘密传递至了延安。
获得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后，毛泽东在地图前沉思良久。他深知，若胡宗南的25万大军依照既定计划进发，面对仅有2万之众的人民军队，我军将陷入绝对的劣势。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提前、主动地撤出延安。在撤离之际，毛泽东深知众人心存不舍，便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旨在安抚大家的心情。
他首先明确，自己和众人一样，对保卫延安的决心坚定不移。然而，这里的“保”并非单纯的硬碰硬。他言道：
“延安，我们必须坚守，这里见证了我们13年的生活历程。我们在此开凿窑洞，以小米为食，深入研习马列主义，培育了众多干部，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全国上下皆知晓，延安之地，不容有失。”
继而，毛泽东阐述了关于“保法”的精辟见解。他指出，面对胡宗南指挥的25万大军，延安仅有的2万守军，若盲目硬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他主张：暂且撤离延安，此举措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有利于削弱敌军实力，更有可能反败为胜，收复失地，乃至拓展新的战略区域。
“保住人口，虽失去土地，人口与土地终将得以保全；若只顾土地，而失去人口，则人口与土地俱损！”
至此，众人皆已领悟：毛泽东的目光始终未曾停留于某一隅之地，而是投向了整个国家的辽阔版图。当他说出“那些大城市，乃至整个全中国，都将归属我们”的话语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毛泽东察觉众人已领悟了他的全局观，遂紧接着进一步强调道：
“回到驻地后，向战士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延安为代价换取整个中国的解放，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
“以延安之地换取整个中国的胜利，我们虽暂且撤离延安，实则将负担转嫁给敌人，从而使我军作战更具主动性，更加灵活。如此一来，我们能够大规模地消减敌军力量。待到关键时刻，我们再发起反攻，延安必将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
毛泽东洞悉深远，他对国民党占据延安的后果有着精准的预判，坚信一旦蒋介石夺得延安，其所有努力终将化为泡影。
为何蒋中正占领延安却最终导致他全面失利？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毛泽东曾作出详尽且生动的阐述。他指出，延安之占领不仅因其成为累赘，更在于此举将暴露其背信弃义、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祸国殃民、不得民心的本质。加之其个人性格，一旦占领延安，便可能误以为共产党总部已被摧毁，进而产生轻敌心态，忽视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布局，最终导致失败。
蒋介石与胡宗南
毛泽东对蒋介石因轻敌而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有着精准的预判。他明确指出：
“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
毛泽东乐观地感慨道：“既然你（蒋介石）能挥师直指延安，那我同样也能进军南京。礼尚往来，此乃常理。”
经过毛泽东的游说，全体军民均明了：撤离延安，实则是一场毛泽东为蒋介石精心布下的“空城计”。当毛泽东及其团队撤离延安之际，固然带有几分无奈，却也显露出一种在被动中的“主动策略”。这种策略的运用，正体现了不拘泥于眼前的胜负，而是着眼于长远规划和最终胜利的大局观。
毛泽东卓越的沟通技巧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撤离延安之际，队伍中无人流露出一丝沮丧情绪，每个人都洋溢着无比的积极与乐观。整个撤离行动亦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毛泽东等领导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当他们离开之际，敌军已逼近延安城郊，胡宗南指挥的飞机对延安进行了连续轰炸。其中一次，一枚炸弹击中了毛泽东住所附近的空窑洞，导致窑洞坍塌，而另一间房屋上则冒起熊熊火光。
“此乃好钢，足以铸得数把锋利之菜刀。”
此刻，毛泽东尚未萌生撤退的念头，他意欲留下来，一窥胡宗南部队的真容。直至彭德怀不断敦促，且确认所有人悉数转移，毛泽东方才下定决心，启动撤离行动。
在正式撤离之际，毛泽东镇定自若地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享用了一餐，随即便对警卫员下达了指令：
“请务必将屋内打扫整洁，将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再将茶壶与茶碗一一排列到位，向胡宗南表明，延安之地，我们志在必得，终将重返。”
迈出房门之际，毛泽东驻足凝望，目送空旷的延安城与雄伟的宝塔山渐行渐远，继而登上汽车，踏上陕北转战的征程。汽车损坏之后，他随即转骑马、徒步前行。
毛泽东陕北转战
在毛泽东指挥下，一年间的陕北转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奠定江山、掌握天下大势的关键作用。
此次辗转征战，无疑让毛泽东忧心忡忡。在这段历时371天的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他始终牵挂在心。沟壑交错，山峦叠嶂，该地的地理环境极其险峻恶劣，生活条件亦极为艰苦。
论及行军之艰难、饮食之困厄、住宿之不便，这三重难关足以令寻常人望而却步。然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毛泽东不仅凭借超凡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战胜了种种困苦，更是在筹划西北战场的战略布局，以及运筹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之际，巧妙地布下奇谋，以应对胡宗南的追兵。
此一“奇谋”之举，便在于巧妙地以己身为饵，对胡宗南部实施有效打击。
在初期撤退阶段，毛泽东以化名“李德胜”行踪，寓意着即便离乡背井，亦怀抱必胜之心。采用化名，无疑是为了确保毛泽东同志的人身安全。
可仅仅不到半年时间，毛泽东又用回了本名，而且还公开在电话中说：“我是毛泽东！”
毛泽东恢复本名之际，正值他巧妙地赠予胡宗南一份厚礼——青化砭之战。此役，毛泽东精心布局，意图陷胡宗南部于困境，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此战役中伤亡惨重，约计4000余人。在青化砭地区，解放军对整编31旅展开了一场彻底的围剿，该旅旅长李纪云被生擒，副旅长周贵昌则英勇牺牲。
此战令胡宗南颜面扫地，愤怒与羞愧交织之下，他急于探寻毛泽东的踪迹。正当胡宗南苦思冥想，试图寻觅毛泽东的行踪时，毛泽东及中央领导集体正密谋商议，关于中共中央是否撤离的议题。
胡宗南
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听闻此事后，心情沉重至极，于窑洞之中提笔留下了“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八个醒目的大字。然而，除却这些，尤其是任弼时所强调的“个人安危”议题，毛泽东并未予以关注。
既不北行亦不东进，而是选择西行，他对向东的建议持反对态度。
“若选择西行，我方补给将面临严峻挑战，敌军亦然。我方难以获得粮食，敌军更是如此。加之西行之路愈发荒芜，敌军如同聋子瞎子，不知我方动向。转而向东，虽有宽敞道路，但敌军行动速度可能超过我方，因此我方安全亦将受到威胁。”
任弼时与毛泽东就“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是否越过黄河”这一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个人见解：“胡宗南意图将我们驱赶至东方，即便无法彻底消灭我们，只要我们被逼至黄河边，对他们而言便已算作胜利。目前向东的道路是一条绝路，只会让我们陷入险境。”
最终，周恩来挺身而出，巧妙地化解了僵局，他提出了一条策略：“我们先北进，而后转向西北迁移”，这才使得众人的意见得以统一。
在转战陕北的历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巧妙地化名为继续战斗。
众所周知，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坚持在陕北转战整整一年。他以身作则，留在陕北，以此作为诱饵，成功牵制了胡宗南的部队。凭借着中央纵队不足千人的力量，运用“蘑菇战术”，逐步消耗了胡宗南部二十余万的精锐之师，最终实现了“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
胡乔木回忆往事时写道：
毛主席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众人的意见，坚决主张将党中央留在陕北，这无疑是一项卓越的战略决策，亦是他个人生平史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堪称其“得意之笔”。
胡宗南部被成功遏制后，全国战局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转机。在4月下旬，山东的华东野战军取得重大胜利，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72师师部及其两个旅，共计约2万敌军。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将军率领部队围剿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等部，共歼敌3.2万余人，师长张灵甫亦不幸阵亡。
晋冀鲁豫以及晋察冀两地的解放军均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歼敌捷报。
1948年4月21日，胡宗南被迫撤离延安，这座古城终于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成功兑现了“以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的宏伟愿景。
1950年三月，胡宗南部二十余万精锐几乎被悉数消磨，唯有他孤身一人，于西昌机场驾机起飞，逃赴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