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何应钦想投降，毛主席却只说一句“不能接受”，蒋介石苦笑：他是一生最大的失败
” 西安的冬天很冷，炮火声却一天比一天近。何应钦站在南京的一间作战室窗前，手里攥着一份“讨逆军总司令”的任命书，指尖渗出细汗。他在等待，等待蒋介石的命运由自己的决断来书写。
蒋介石此刻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国民党高层乱成一锅粥，宋美龄急得直跺脚，国军的飞机却还在西安上空盘旋，每一枚炸弹都像是投向蒋介石脑袋。何应钦那双本属于军人的手，攥拳时却多了几分算计和冷漠——他不是没想过，要是蒋介石“碰巧”死在西安，自己就是二号实权派，兵临城下的共产党也未必能顺利收场。这就是民国权力的荒诞：一边是“救主”旗号，一边算盘打得叮当作响。
西安事变，是何应钦一生最大的一次“投机”，也是他和蒋介石决裂的转折点。蒋介石后来说：“培养他二十余年，却仍不能成材自立。可惜天不遂人愿，蒋介石命大，何应钦的如意算盘落空。
蒋回到南京第一件事，就是把“讨逆指挥部”一脚踢开。何应钦表面上被安插进总参谋长的“后勤”位置，实际上军权尽失，成了权力斗争的“活化石”。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但贪腐的老路却越走越顺：军需品成为笼络人心的筹码，送礼的军官吃香喝辣，没送的只能春天盖棉被，冬天摇蚊帐。
这种荒谬在国民党高层并不稀罕，却让前线将士打得心寒。老档案里有段话流传很广：“有的团长连棉衣都要靠走关系，何应钦桌上的‘礼单’，比兵站的补给清单还齐全。”那些年，民间传说南京的军需库比赌场还热闹。
黄郛那句“他才是真汉奸”，说的就是何应钦。对日本人软硬不定，时签卖国条约，时又跟梅津美治郎眉来眼去。蒋介石强硬，他就硬；蒋软，他就比谁都快低头。
抗日战争最危急时刻，何应钦靠着“中庸”保住了自己，却丢尽了军人的骨气。与他同时期的国民党将领里，有的以死报国，有的誓死不降，而他，却总能在夹缝中活得自在。何应钦留守南京，成了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之前的“守门人”。
当时南京街头盛传：“城里剩下的，只剩何应钦和一堆空行李箱。”眼见大势已去，何应钦终于开口谈“和谈”，想要苟且划江而治。”理由很简单，何应钦此前早被列为战犯，这场投降，不过是无奈之举，谈不上信任，更无和平诚意。
南京人民后来回忆，那几天何应钦的汽车在总统府和电报局之间来回穿梭，神色慌张，夜里还亲自盯着防空洞里的收音机，生怕错过一丝外界动静。最终，他只能狼狈登上逃台的飞机，再无翻身机会。蒋介石第一次在台湾下台，背后就有他的影子。
第三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位子刚坐热，蒋介石“东山再起”，何被一脚踢到虚职，成了“军中吉祥物”。1975年蒋介石去世，何应钦也彻底退出台湾政坛，晚年落寞地病逝。有人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没能取代蒋介石，而是无论如何努力，都跳不出“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的怪圈。
历史留下的，是清冷的墓碑，和“恩将仇报、权谋算尽”的背影。蒋介石那句“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在台湾政坛流传很广，成了警世恒言。解放军出版社编写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后来评价他：“有篡位之心，但无豪夺之胆。
与此同时，许多老兵在上海、南京的小巷里还在议论：“当年要是让何应钦掌大权，国民党可能更早完蛋。”那些年，何应钦的名字，成了“窝里横”的代言人，也让后世无数人唏嘘不已。历史的尘埃落定，南京总统府的青砖斑驳，台湾慈湖的松柏静默，何应钦的身影终究只是蒋介石阴影下的一团迷雾。
有人说，真正的失败，不是没能取代谁，而是用一生都没能摆脱“依附”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