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和斯大林
来源：文史精选
作者：金雁，教授，历史学家。
苏联时代的都市，其首条主要街道被命名为列宁大街，而次之则多被称为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这位苏俄文学的巨擘，其一生中多次经历了价值观的“自我否定”与巨变。对他的评价如同翻烙饼般，始终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在1992年那场否定高尔基的风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著作被一些激愤之徒视为“有害思想”的产物，付之一炬。他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却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与列宁产生分歧，成为了“不合时宜者”的典型象征。
理论上，拒绝列宁式的革命，理应也排斥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重返祖国，进而成为赞颂斯大林体制的“御用文人”中的佼佼者，被誉为“红色文学巨匠”。有人比喻，高尔基这头“海燕”似乎已转变为捕捉异见“野鸭”的“家禽”。他究竟是无知还是思想迷失？是圣人还是叛徒？
一、由“海燕”变“不合时宜”
高尔基起初是一位出身草根的作家，在1905年之前，他主要活跃于文学圈内。他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改良主义，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思想相契合。然而，他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倡导正义，既是革命者的密友，同时也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1906年初，他踏上了前往法国和美国的旅程。在美国，这是一个市民社会，本国的作家并不像欧洲大陆那样被尊称为“文豪”，他们的地位远不及白手起家的富翁、直言不讳的政论家、思想家和知名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尔基遭遇了冷遇，这促使他的思想迅速向左倾斜。用苏联时期的语言来形容，在列宁的引导下，高尔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的革命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他的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和《忏悔》中，他描绘了工人运动的场景，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狂热的拥护者，从追求个性解放转变为集体主义的崇拜者，从主张以仁爱解决社会问题转变为支持暴力革命。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变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陷入热恋，这位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不仅美貌，而且热衷于革命冒险，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内心深处的革命激情。1907年，高尔基以独立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他成为了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当时的极左派，如卢森堡、托洛斯基等人，虽然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较为激进，但他们主张党内民主和自由争论，反对列宁所强调的集中统一的帮会式“铁的纪律”。托洛斯基之所以在1917年5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及高尔基一度认同孟什维克，都与这一立场有关。
在1900年的那个时代，两位文学巨匠——高尔基（位于右侧）与托尔斯泰——相会于历史的画卷之中。
1917年，俄国见证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紧随其后的是十月革命的浪潮。二月革命可以被视作一场民主革命，而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其主要追求依然是宪政民主。然而，到了次年的1月，布尔什维克在自行主持的选举中遭遇挫败，随后便以武力解散议会、废除宪政，转而实行专政，民主革命因而宣告终结。实际上，斯托雷平改革对自由派造成了严重打击，二月革命之后，政局迅速转向左翼，临时政府在短短几个月内频繁更迭，自由主义者纷纷退出，而社会主义者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没有十月革命，一党制的社会主义政府出现亦已成为必然趋势。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夺取了权力。二月革命初期便废除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形成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二元政权。不久之后，临时政府也落入社会主义者手中。鉴于此，十月革命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确实令人质疑。它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赶出了权力中心。这也正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高尔基会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径表示反对的原因。
为什么害怕不同的意见，难道公众的思想也要国有化吗？难道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大监狱吗？
高尔基坦诚，俄国社会的变革实属必要。然而，他坚称，人道主义的理念在革命进程中遭到了扭曲。他在暴力滥用及对文化遗产和科学家的态度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党派多次发生争执。在致捷尔任斯基的一封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所行径之卑劣，称这个政权“正逐渐激起我对其的反感”。捷尔任斯基则认为，此时的高尔基已与反革命派别无异。斯大林更是将高尔基比作一具“政治僵尸”。列宁则表示，高尔基与他们的分歧正日益扩大。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财富。”
为何列宁对高尔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列宁曾表示，他对高尔基的容忍并非毫无原则。那么，列宁的真正动机何在？本文认为，列宁主要基于两点考量。首先，高尔基与其前妻玛丽娜共同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最困难的时期给予了列宁及其团队极大的支持。出于对这一旧情的感激，列宁对高尔基宽容有加，但这并非主要因素。列宁并非仅凭感情行事，他过去也曾因旧恩而改变态度。他之所以对高尔基宽容，主要是因为看中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力。高尔基在国际交流中能完成政治家难以做到的事，成为苏联政权获取外界援助的关键桥梁。在1921年的饥荒赈灾中，高尔基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慷慨的捐助者正是通过他抵达俄国，即便在出国后，他仍为此事奔走。列宁对高尔基宽容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尔基是他在知识界最后的“诤友”，从政治角度考虑，保留这位朋友有助于向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展示他的宽宏大量和开明态度。基于对高尔基的了解，尽管他有时会表现出令人不悦的“傻气”，但本质上他是站在新政权一边的，并非苏维埃的真正敌人。
“立即行动”。随后，他再向高尔基表达歉意，声称：“我本想相助，唉，却已不及。”如此一来，既收下了高尔基的好意，又展现了自己的绅士风范。此计屡用不衰。
列宁不止一次地提议高尔基外出实地考察。列宁一生对农民持有轻蔑态度，他认为民众是落后的，必须通过灌输先进思想来提升。鉴于此，每当派遣高尔基离开首都，其目的在于政治上的便利，以防他对镇压措施过度惊愕，从而让列宁陷入尴尬的境地。
1921年，因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高尔基选择远赴海外，起初定居德国，随后又在意大利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这一别便持续了整整十年。
二、归国：适应时代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境遇颇为艰难。当地的白俄侨民仍将他视作令人厌恶的“革命海燕”。随着墨索里尼的掌权，他陷入了持续的监视之下，连厨师都成了警察局的耳目。高尔基并未打算在意大利久留，也未置办家产，带着沉重的心情，他离开了祖国。这位客居异乡、年事已高的作家，对故乡的思念愈发深沉。目睹苏维埃政权不仅存续下来，而且日益壮大，他开始对自己的先前情绪化反应感到懊悔。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苏联“步入新生时代”的感慨，称赞“国内生活进步显著”，并从旁观者的角度赞叹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非凡的毅力，坚信他们能够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逐渐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中抽身，由过去对布尔什维克专断的批判，转变为对党“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的支持。然而，他深知，若以当年对新政权的抗议态度回归，没有最高当局的许可，任何归国的邀请都将徒劳无功。事实上，斯大林对高尔基渴望回国却又寻求合适台阶的心理变化了如指掌。而高尔基本人可能还浑然不觉，苏联国内围绕他归国的问题，正上演着一场权力角逐。
1924年，列宁离世后，苏共党内经历了一段由集体领导主导的“政治真空期”。此后，斯大林陆续发起了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之间的党内斗争。鉴于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深厚，且其出国后的政治立场相对超然，斗争的双方均力图争取高尔基的支持。斯大林高度重视高尔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力，即所谓的“软实力”。在他党内地位不稳、合法性不足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列宁的“密友”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高尔基在伦敦藏有大量档案，其潜在的影响力尚不为人知。因此，高尔基成为了党内斗争中的一块重要棋子，各方势力纷纷将其视为争夺的对象。在此背景下，高尔基的归国之举便演变成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
为何一位作家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荣誉？1928年还是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但相比之下，托尔斯泰的纪念活动就显得微不足道。尽管有人回忆起高尔基当年的言论，一些国内文学组织也对当局过度赞誉表示反对，但这些声音在斯大林看来不过是“无关紧要”。苏共中央委员会以党委会的名义，明确表示对高尔基的攻击是“无理取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组织上的处理。
高尔基归国的旅程显得格外顺畅，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令他感动不已。西方媒体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举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归国，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在苏共党内斗争中成为了“棋子”，各方势力都寄望于借助高尔基的名牌和声望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尽管高尔基并未像十月革命后那般无所顾忌，而是谨慎地维持着中立立场，但他无疑与斯大林的关系更加亲密。苏联政府特意在莫斯科河畔为高尔基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然而，他大部分时间却选择住在距离莫斯科仅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附近。高尔基成为了唯一能够随意拜访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手握烟斗、一个口含烟卷，独处一室，品酒畅谈，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
高尔基洞悉，他的归国实乃与斯大林之间的一项有偿交换，他们之间维系的是一种“主仆”的关系，而回国后所享有的种种优待，均源于“主人”的赐予。在他的日记与信件中，高尔基屡次以“主人”称呼斯大林，诸如“无暇与主人交谈”、“因主人身体欠佳，未能至我处，我明日将前往探望主人”等表述屡见不鲜。斯大林对高尔基了如指掌，他曾言：“高尔基虚荣心颇重，我们应以其粗绳索牢牢将其系于党的纽带之上。”他意图以荣誉为纽带将他束缚，使他明白，若不遵从，将失去诸多重要之物。一旦高尔基落入此圈套，我们便将充分利用。
三、红色文豪：马戏团丑角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因有您这样的领导者而感到幸福，因为您在逻辑力量和无穷无尽的精力上，堪比第二个伊里奇。”高尔基由此成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首先是其个人道德底线的坍塌，权力的诱惑使他失去了独立性，正如他本人所言：“对毫无实效的文字抗争的厌倦与绝望”。他承认，若不向体制妥协，便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东西。其次是他的虚荣心作祟，国外孤寂的生活与回国后受到的鲜花簇拥、众星捧月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未曾体验过的荣耀，坚信苏联才是自己的归宿。为了回国及个人利益，他愿意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与斯大林达成某种默契，但这种交换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高尔基手中，他不得不以自己的行为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斯大林亟需高尔基及其独特的智谋。在苏俄，沙俄晚期的文化辉煌已不复存在，而塑造革命史的形象，高尔基无疑是最佳人选。斯大林亦深知，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远比党内斗争更为复杂。党或许可以通过“铁的纪律”来约束党员，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已根深蒂固，历经数百年。要使他们摒弃独立思考、与政权对立的习性，转而成为党的忠实传声筒，亟需一位具有权威的知识分子作为表率，方能更具说服力。因此，斯大林不遗余力地邀请高尔基回国。一旦高尔基踏上国土，他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期望的角色。罗曼·罗兰将回国后的高尔基比作“鼻孔被铁环勒住的老熊”，马戏团中的“小丑”。而茨威格则指出，高尔基明白，全世界都在等待他证明自己，苏联期待他为其发声，赞扬其成就，而另一些人则期待他予以谴责。接下来，高尔基的选择将备受瞩目。
“我感到无比幸福、激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无不令人热血沸腾。自1928年起，我就关注着国家政治保卫局如何进行人的再教育，是你们成就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我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全体工作人员所展现的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敬意！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基于历史和科学依据，所创造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如此赞美劳改：“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远比木材的加工要复杂得多。”这位曾倡导“大写的人”、“文学即人学”的高尔基，如今却相信人不过是“材料”，且比木材更加难以“加工”。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与《消息报》同日刊登了高尔基最为知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该语句随后成为了“时代语录”，甚至斯大林也多次引用。到了1933年，高尔基率领一群作家前往以政治劳改犯为劳动力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撰写了一部名为《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的书籍，高尔基亲自担任主编。在序言中，他极力赞美“国家政治管理局”与“契卡”的工作人员，称赞他们通过强制劳动将苏维埃社会的敌人转变为“新人”，却对数百万人的悲惨命运闭口不谈。索尔仁尼琴曾言，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首次公开颂扬奴隶劳动的人。而在西方，有人称高尔基已经完全屈服，沦为斯大林政治的代言人。斯大林虽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却仍期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
斯大林所推崇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体制，不容许任何组织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在20年代，苏俄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作为一个广泛的文学群体，倾向于党内民主，对严格的纪律有所抵触。在马克·高尔基的倡议和精心策划下，该联合会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的作家协会。高尔基亲自参与了第一届作协的筹备工作，并占据了领导地位。1934年，在第一届作协大会上，高尔基发表了主题演讲，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文学创作的政治准则。自此，苏俄文学中的人文精神逐渐消逝，宣传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党性原则成为唯一的准则。作协变成了“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作协的组织架构完全模仿了党的机构设置。以作协为范本，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相继成立，此后所有社团均须服从党的政治纪律。
“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创造的历史，‘真实性’应让步于‘政治性’。”然而，参与合作的史学家们却对此表示异议。高尔基对此颇为不满，抱怨作者们“显得勉强”，“仿佛是在完成一项既艰巨又令人不愉快的任务”。这部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称的史学巨著，自1932年起着手编写，直至1938年才出版第一卷，而此时高尔基已离世。全书直至1960年代才最终完成。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抱有厚望，计划让他继续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将其培养为苏联史学界的总管，并仿照文学改造的模式来改造史学界。然而，在高尔基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未能完成这部官方编纂的历史著作。
四、普罗米修斯至流氓？
斯大林渴望高尔基为他创作一部赞颂其生平的传记。他迫切期待这样一部书籍的问世。高尔基，作为列宁的挚友和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若执笔撰写斯大林的传记，其说服力将远超任何纪念碑。尽管斯大林有时需对高尔基做出妥协，但高尔基始终未曾动笔。他的理由是正忙于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深知高尔基的真实意图。高尔基为何拒绝呢？自1933年起，他因健康问题被禁止出国。回国后，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严密监控。他的信件、阅读的《真理报》均为个人定制，秘书成为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电话、信件、出行及接待访客均由他掌控。高尔基不擅外语，安全部门为他专门翻译国外舆论。1935年，在高尔基病情加重时，斯大林通过其前妻获取了他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入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掌握。高尔基深知自己从未得到过完全的信任，作为工具，其存在完全取决于主人的需求。有观点认为，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是高尔基保留抗争精神的一丝痕迹。
当高尔基健康状况恶化之际，《真理报》就如同列宁生命垂危时一样，持续报道其病情进展。斯大林亲自探访了高尔基三次。1936年6月，高尔基以68岁之龄离世，斯大林亲自出席了他的葬礼，官方对他的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作家纪德受邀参加追悼会，他的一番话揭示了真相：“迄今为止，全球的杰出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叛逆者和不驯服的灵魂，但在苏联，这种情况首次发生了改变，伟大的作家们不再是反对者。”这样的评价，对于已故的高尔基来说，是极高的赞誉，还是深刻的贬低？
高尔基早年被誉为“海燕”，与其晚年的“家鸭”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令人咋舌。倘若高尔基未曾持有过那些深刻而叛逆的思想，或许世人能够理解他后期的“忠诚”与“被误导”；假如他仅仅是随波逐流，也许公众也会宽恕他被迫割舍过往理念的不易。然而，他是一位洞察一切的真知灼见者，回国后却大谈那些他恐怕难以真心认同的、与过往截然相反的观点，且表现出一副热忱的姿态，这一切背后的动机究竟为何？高尔基青年时代曾撰写过一篇名为《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猛烈抨击了俄罗斯知识界的整体堕落。如今，这番话是否可以转而应用于他的身上呢？
